法国记者亲眼目击中国VIH病毒携带者第一次暴动
解放报记者在这个长篇报导里描述：“当我们的小汽车来到后杨村时，一个老年妇女抱着一个感染了爱滋病毒的婴儿匆匆跑到车子跟前来，放声大哭。”记者无须太多的语言，仅这个悲哀的场面就已经表明，被遗弃在疾病和死亡之中的绝望的后杨村村民已经无路可走，他们希望有人来采访他们，了解他们，以便外界知道这里的真相。
就在解放报记者要跟这位老大娘说话时，几个警察走来干预记者的采访。这时，只见老大娘把婴儿放在记者汽车的车头上，转过身去冲着警察大声说：“你们不要管，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命运。他们是来听我们说话的，你们没有权利抓他们！”
警察要求外国记者离开。解放报特派记者阿斯基和摄影记者贝特朗．莫尼埃等人见警方干预，正打算避开，突然跑来几个村里的妇女躺到他们的车轮前面，不让记者离去。这就是法国记者1月9日在北京以南900公里河南境内“爱滋村”后杨村里目击的一个令人震撼不已的场面。据法国记者说，当时奉命阻止采访的警察没法只好走开了。
解放报记者组写道：“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场面之后，我们亲眼目睹了一连串的事情，那场面可以说是我们看到了中国VIH病毒携带者的第一次暴动。村民摧毁了中国官方的两辆小汽车，并把几名警察扣为‘人质’长达几个小时。”记者组在报导里还说：“村民一开始在警察的鹰爪下‘救’了我们《解放报》几个特派记者，后来也揪住我们不放，把我们作为引来中国卫生当局注意力的筹码。”
解放报记者很理解后杨村村民的这些绝望举动。但特派记者阿斯基说，现场也发生了一件对法国特派记者组不利的事情：不知从那里跑出来一伙趁机打劫的家伙企图抢劫记者的器材，扰乱了记者的采访计划。当地警方也盯上了法国记者组。解放报特派记者组随后在距村子几公里的一个公路关卡遭到警察拦截和检查。警察盘问之后，喝令法国记者立刻离开当地，不得到其他“爱滋村”继续采访。
法国解放报记者组在报导中指出，这是自去年8月中国当局承认河南存在“爱滋村”这一被掩盖的现实以来，外国记者首次在河南现场亲眼目击“爱滋村”村民不满当局隐瞒现实而采取捣毁汽车和扣押警察为“人质”的暴烈行动。这一事件表明，中国“爱滋村”的现实以及爱滋病流行的范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峻得多。而中国政府越隐瞒这样的事实，其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成为震荡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巨大社会问题。解放报记者组指出，自从两个月前中国媒体公开谈论河南“爱滋村”问题以来，成千上万感染爱滋病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等待死亡的现实命运，因此可以预料中国政府已经被迫面对这座正在爆发的“火山”。
这些农民是被中国“辉煌的十年”判死刑的
对于只图经济增长率数字而不管社会贫困鸿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对于还死抱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而不思考社会公正问题的中国政府来说，也许“火山”爆发只是“爱滋村”村民的天命，而不是制度问题，不是政府管理社会出了问题。那么问题在哪？谁应该对“爱滋村”村民的命运负责？也许事情确如法国解放报14日在同一版发表的专题社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历代君王所担心的“乱”现在又来了，又像从前那样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乱世”在威胁“帝国”的解体了。
解放报这篇专为中国“爱滋村”农民而写的社论意味深长，标题就叫作《警告》（Avertissement）。社论分析说，诚然爱滋病患者的“农民起义”动摇不了北京政权，但却具有“警告”的意义。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农民之被“世纪绝症”判死刑是与中国真正觉醒并跃升为超级强国的最近十年所谓经济“辉煌时期”同步的，因此这些悲惨的农民也是被这“辉煌的十年”判死刑的。
据解放报特派记者阿斯基说，法国记者组其实七个月前就已经一度访问过河南后杨村。当时村民还被蒙在鼓里，对他们遭罹“世纪绝症”的情况一无所知，以为是登革热之类“热”病，而且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新中国”仍然被社会发展遗忘的农民似乎还是那样听天由命。然而半年之后，他们“醒悟”了，从逆来顺受开始走向反抗。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公正的制度的反抗。
正如法国解放报所指出，河南数以千计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几乎完全被社会遗弃，而在中国还没有看到有关人们怎样取得抗爱滋病药物的社会渠道和公开辩论，但可以预料要不了很久河南“爱滋村”的悲剧就要迫使中国领导人面对这一紧迫的现实。
人们记得，法国曾因病人输血感染爱滋病而爆发使多名政府官员受到法律审判的“污血案”。中国河南农民因卖血而感染并传播爱滋病，是不是政府就没有责任？这件中国的“污血案”是谁造成的？法国解放报认为，除了北京中央政府应该检讨其社会政策之外，长期企图隐瞒中国“污血案”的河南地方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恐怕也难逃责任。而且河南农村9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卖血生意”，就是在地方官员的鼓动下兴起来的。这种在中国发生并延续了十年的“卖血生意”可能创下使大量居民感染爱滋病而死亡的纪录。
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VIH呈阳性者（即爱滋病毒感染者）人数至少达到15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没有人怀疑。就连中国媒体的报导也提到河南可能有200万爱滋病毒携带者这个数字。法国解放报指出，地方卫生官员利益薰心诱导卖血生意导致200万人罹患“世纪绝症”，这已经是够骇人听闻的了，而奇怪的是这些官员直到今天还在其位并且官运亨通。因此，后杨村村民怒砸官车和警车不仅是对官僚草菅人命的反抗，更是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愤怒和拒斥。
官员对村民说：“你们一个个都要死去……”
法国解放报记者组在后杨村发现，这个“爱滋村”的村民完全得不到医疗，甚至政府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他们的生活和疾病。记者在一些村民家里问起，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病？听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回答：“我在医院里不认识人，拿不到药。你不认识医院的人，去了也白搭。”有的则说：“为了得到一两瓶药，你得去求爷爷告奶奶。”记者问，国家给不给补助？一个妇女回答说：“也许有，但都到当官的手里了，留给他们自己的家人用，或者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用。”
解放报记者组指出，尽管去年8月中国政府承认河南“爱滋村”悲剧并展开一个大型的防治爱滋病计划，但今年1月9日的现场采访证实5个月来河南“爱滋村”没有任何变化。后杨村去年盖的卫生院，大门一直上了锁，谁也不知道医疗队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医生来给他们看病。至于相邻的文楼（Wenlou）村，因为媒体讲得多，村里现在设了一家门诊，但也只是一个装门面的“窗口”而已。
记者问，那么政府主管卫生的机构干什么去了？一个过去在文革时期当过“赤脚医生”、现在自开诊所的妇女苦笑了一下说：“政府官员根本就不愿意推行爱滋病检测。如果查出来感染率很高，他们就会担心发生动乱。”村里一个男子则用想说又不敢说的口气说：“我们想抗议，但不知道怎样抗议……”然而我们看到，警察来抓法国记者时，敢怒不敢言的村民找到了一个爆发的机会。他们跟来抓人的警察论理。他们要保护关心他们的外国记者。一个警官模样的年轻警察和县里赶来的卫生局副局长的那套官样说词最后激怒了村民。村民当着警察的面，砸了卫生局官员的汽车和警察的警车。那个脸突然变成土色的卫生局官僚居然恶狠狠地对村民说：“你们一个个都要死去……”
河南农民说：“我们一无所有”
据解放报记者组说，1月9日在后杨村采访的当天上午，警方未来得及干预之前，村民曾打开家门接待法国记者并向记者讲述他们生活上的困苦。记者在农民破败的住家里看到的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景象。后杨村是个大村，共有4000居民，至今已有150人死于爱滋病。据解放报援引独立医生在该村作的检查，村里80％的成年人和大量儿童都是VIH携带者。一个曾经卖血数十次的王姓妇女，年龄只有45岁，但看上去就像已经是个六旬老妇；她流泪跪在地上对法国记者说：“感谢你们来关心我们……”她已经染上爱滋病，她的丈夫也跟她一样是VIH携带者。记者注意到，她的家里只有一种叫做“金隆”（jinlong）的胶囊，是中国产的一种治疗肿瘤的中成药。
解放报记者组写道：“我们在村里一家一户地拜访，每到一家，村民都是哀求我们坐下来听他们讲他们的事情，家家讲的都是同样的悲剧。在这个贫穷的农业地区，他们十年来卖血，为的是补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收入。”村里的一个男子还让法国记者看他布满针头痕迹的手臂。“超过一千次，”这男子似乎在表示他卖血达到了一个最高纪录，却不知道这个纪录也意味着为他写下了死亡证书。
警告：中国的社会经济革命伴随着不平等和人的悲剧
法国解放报在题为《警告》的社论里指出：“在共产党专政的红色招牌下，致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自由创业、自由消费、自由玩乐、自由走动，一言以蔽之，生活的自由度从来没有这么大过。但是，公民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却始终被限制到几乎等于零。一场真正的社会经济革命正在改变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的面貌。”
社论提请中国领导人注意历史的教训：就像欧洲一百五十年前一样，这场革命会伴随着明显的、日益加大的不平等，伴随着社会和人的残酷的悲剧，而由于官员渎职，由于荒淫无度的腐败，由于全然没有民主的生活、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而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这一切也将加剧社会和人的悲剧。这类悲剧可能引发危险的暴乱，甚至革命。
社论指出，就在中国被接纳为直接贸易组织会员国并将主办2008年奥运会之时，北京承认中国患了爱滋病，并不是纯粹的巧合。中国面临的挑战应该是在进入现代世界时不因内部的张力而大破裂、大出血。如果否认中国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的那一面，否认中国目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黑暗面，否认这种黑暗面带来的社会痛苦，迟迟不去纠正社会的不平等并减轻人的痛苦，那么，中国领导人就有可能失去“天子的权力”，即人民所给予的默许。只有一个民族的这种默默的赞许，才是避免国家陷入“乱世”的唯一持久的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