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身处经济改革漩涡的中国百姓，对此却有着另外一番感受。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总是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带动就业率的上升。而我们的情况洽洽相反，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是一批工厂倒闭，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期彪升，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将近七成，国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三农”的状况如何。这些年我国经济一直在高速轨道上运行，而“三农”这一大块却少有起色，很大一部分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更陷入了空前困境，部分农村实际已经破产，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太正常。
社会治安状况不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虽连年“严打”看来一阵紧似一阵，但却收效甚微。治安不良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不是社会的安宁稳定，这在逻辑上也讲不通。
还有一个官场腐败问题，些年反腐斗争屡获战果，照理说，杀也杀了，关也关了，工资也长了，经济又欣欣向荣，贪官们也该歇歇手了，其实不然，腐败漫延的势头至今未见逆转。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一点不应忽视，那就是很长时间以来官场上迷漫的末世心态。当官的比百姓更清楚国家躯体的病症所在，对前景更加缺乏信心。所谓“五十九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时作费”，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所以，有条件的都争先恐后抓住一切机会大捞特捞，有钱往国外存，争着抢着送子女出国，给自己留条后路。有资料披露，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内流失到境外的资金，几乎相当于同期引进的外资。“风景这边独好”其实不过是一句空话。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拉动内需，被看成是近年来驱动经济高增长的两大法宝，但收效远没有预期的好。连年的赤字财政，不断的高额举债，大把大把花钱，好象个阔少爷，面临的风险是不言自明的。有位企业家说过∶“借钱可以住高级宾馆，但不能至富。”过去我们曾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现在却是债台高筑，老百姓心里能不打鼓？这届政府可以大笔举债大把花钱，下届政府又该怎么办。经济学家们一再向人们担保，国债虽多但仍在安全线内。这话得看怎么说，财政的高投入如能带动民间投资与消费增长，解决经济结构上供大于求的矛盾，当然很好。
但眼下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央财政一直在孤军奋战，独立支撑着经济高增长的大局，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持久。有人主张由地方来分担中央财政的风险，岂知大多数地方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全国仅乡镇一级财政欠债就达2000亿元以上。这也正是许多地方置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三申五令于不顾，继续加重对农民盘剥，农村费税改革难以推行的原因所在。
市场疲软需求不振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痛，经济学家们满世界找药方，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刺激需求增长的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手里缺钱。这些年政府和经济界以极大热情来推动私人住房和家庭轿车消费，但那只是少数富裕阶层的事情，占绝大多数的贫困阶层只能望屋兴叹望车兴叹。不要说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工厂破产倒闭和社会保障缺位，城市里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已经出现，有一半人看不起病，历史上曾经消失过的“贫民窟”、“棚户区”、“城中村”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在现代化和超现代化的华丽表面下，掩盖着多少黑暗、野蛮、无奈和仇恨。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是数字失真，那肯定是政策出了问题。
国有企业长期大面积的低效益、高亏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兴起，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国企这一大块仍然缺乏活力，成了国家社会的一个沉重包袱。本届政府上台时，曾立下宏愿，要打一场国企改革攻坚战，实现三年脱困。官方公布的材料显示，这一目标己如期达到，国企总体上已扭亏为盈。人们完全有理由期盼，占有全国2/3以上资源的国企从此可以重振雄风，带领国民经济腾飞了。
但实际情况并不象人们所期盼的那么美妙。
首先，国企脱困的代价十分高昂。三年间，政府为“脱贫解困”攻坚战支付的成本，大概相当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实现的全部净利润的8倍，按账面资产能买下约一半国有企业，未来还必须付出的花费更难以计算。
其次，国企的病症好似一个白血病患者，现在病情能缓下来主要是靠大量输血（包括财政补贴、上市圈钱、减员减负、债务转移即债转股等等），而企业内在的生机却远没有成长起来，要求国有企业这支庞大的国防军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恐怕还为时过早。
再次，大多数国企貌似强大，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其垄断地位的保护，中国加入WTO以后其垄断地位必然受到冲击，一旦走到世界舞台上参与竞争，有几个能活得下来还很难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庞大的国有企业过去是将来也仍然是振兴经济的基石和希望所在。而国有企业目前这种外大内空、外强内虚的状况，谁还敢相信那种“一枝独秀”的梦呓？
落后不可怕，贫穷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不敢正视甚至有意去掩盖它。应该是把实情告诉人民的时候了。古人云“忧患兴国，多难兴邦”，意识形态的大老爷们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何来正确的舆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