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国近年来近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令世界瞩目。对这些数字，不少爱较真的专家学者表示怀疑，普遍认为官方数字水份偏高。美国兰德公司一篇文章转引数家之言,包括世界银行在内,都认为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高估了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8年前的高估尤为突出，78年后有所好转，但仍有 0.4到3.4个百分点的误差。
以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数学”而论，这样的帐面误差似乎还“马马虎虎”，“暇不掩瑜”。在没有大的、实性的把柄之前，这样的高速增长率仍然是令人眩目的，值得所有国人自豪。
真的吗？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不可谓不权威了 -- 因为独此一份。然而很多学者却觉得“研究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能太把它当真”。首先是统计口径总在变，工业品分类84年变过，94年又有变动，且无对应的先期数据的调整，然后是95年再做调整。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期而言，变化比计划快倒是可以理解，但一些很常识的错误就让人哭笑不得了：比如，1999期：90-98年所有家庭年均消费增长率既超过了同期城市家庭的指标，也高于农村家庭的数字。而我们知道前者为后两者的加权平均，只能是在后两者之间。此为一奇。这还算是统计误差到一定程度，能够被人识别，那么不能识别的还有多少呢？
去年“远东经济评论”上登了一篇题为“中华骗子共和国”的文章，援引官方数字称“中国大型企业中三分之二做假帐”。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文报导，中国财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虚报盈利。自由亚洲电台评论道：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不论国内外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经济增幅)一定同官方一年前的预测差不多，这几年总是“七上八下”，不是保七就是保八。有这样得心应手的调控能力，使人叹为观止。最近中国总理在访问印尼时，谈到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时说，由于出口下降，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百分之五。但是他又说，他仍有办法使经济增长百分之七。如果运用经济手段可以使增长率保持百分之七，那么前面说的百分之五是多此一举，因为促使经济增长的不只是出口这一因素。因此中国总理所谓的“有办法”，是不是就是玩数字游戏呢？
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曾亲口告诉一位海外研究人员：中国GDP数字是假造的。呜呼！考虑到许多海外研究人员(包括世界银行)、诸大跨国公司得出的结论也多是以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为基础的，那么他们的纯粹技术上的修正数字又有多大意义呢？
在中国历史上不太遥远的时代里，一位农民出身的将军不得不以亲自耕种一分地的实践来验证数字的真伪。那么我们呢，只有来听一听大陆某记者与一位老农的对话吧：
问：你们村子有多大，一共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水浇地有多少）？
答：我们村庄不大，有 116口人，平均是1.1亩土地，其中有水浇地40亩。
问：那你家一年收入有多少？能收多少粮食？生产粮食的成本有多少？
答：一亩地里收庄稼，麦子能收四百来斤，玉米能收五百来斤。两项合计在一起能收八九百斤的粮食。一亩地种庄稼的成本需要三百多元，其中包括要买种子，化肥，地膜和浇地的费用。我家有五口人，每年种不到六亩地，一年能收麦子不到二千斤，玉米能收个二千多斤吧，我现在孩子还小，吃的不多基本上粮食还够吃。
问：你们是怎么交公粮的？公粮的任务是多少？
答：现在都不再叫是什么公粮了，现在是交农业税，农村交农业税是按人头来交的，我一家每年的任务是每人34.8元钱的农业税。我这里有农业税交纳通知书，上面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我觉得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农业税要按人头来交纳，农民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到老了不能动了都要交农业税，这可是太不合理了。
问：那么你们这里的村提留乡统筹的任务重不重？数量是多少？
答：这也不用我回答了，我这里也有一张农民负担监督卡，你们一看就明白了。
问：监督卡上所写的你村人均经济纯收入1335元，能达到这个数字吗？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答：这是村干部自己向上面报的数字，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报多报少是村干部们自己说了算，这个老百姓是不能过问的。其实，我们这个村的实际人纯收入平均五百元也达不到，象我们家五口人一年总共连一千五百元也达不到，我家去年一共才收入了一千三百多元钱。象我家收入还是比较好的家，其实我们村大部分人家，连人均三百元也达不到。这都是村干部按乡政府的指示和要求才这样干的，说是国家强迫压下来的政治任务，完不成这个政治任务就是对不起我们的党和国家；完不成任务，村干部也没办法向上面交差的。
问：这个现象是光你们村发生的，还是你们整个乡都是这样的？
答：别说是光我们村了，现在我们整个县都是这样做的，不这样做上面也不行呀！
来源：新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