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治半个世纪 消失掉二十亿亩安身立命耕地

一架直升飞机在万里晴空中匀速巡航。机仓里，坐着以中国国家土地局副局长李元为首的一干人马，手里的照相机、录影机正在紧张拍摄，模型似的河流、村落和土地从机腹下缓缓流过……。
　　
　　中国的耕地面积是个谜。原公布的耕地面积是“约十五亿亩”，只见耕地不断被鲸吞蚕食，但报上来的统计数字永远是“约十五亿亩”──平安无事，没有警讯，就象一个人只看见自己遍体流血却丝毫不觉疼痛一样，神经传导失灵。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开始警觉各地隐瞒耕地面积,“目前，全国人口这本‘大账’已经查清。但土地资源长期以来没有准数，至今仍然家底不明”（《人民日报》社论“实事求是摸清土地家底”），但是，对各级地方官员来说，隐瞒耕地面积有明显的利益：提高单产，以示政绩；少报建设占地，隐瞒中饱；基层乡镇政府还可把私瞒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小金库”，以应付各种黑色和灰色开支；对中央政府也不是没有好处，比如可以不断宣布“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基本上解决了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人口的温饱问题”，等等，既是“社会主义的优越”，也是“共产党的英明”，可是，有人估计，近年耕地减少数应在年均两千五百万亩以上……但中央政府至少进行了十年的努力，仍然查不清“家底”，而这期间农业危机应接不暇，农村骚乱暴动此起彼伏，邓小平发出警告：九十年代要出问题就出在农业上！

　　国家土地局检查组从飞机上对“家底”拍照、录像了不少，但清晰度不够，也无法定位定量，于是又向中科院购买卫星数据，联合几所高校，开始制作十七个城市的监测图。这些卫星照片一做出来，国家土地局上上下下大吃一惊──耕地的损失大大超过统计数字，城市的发展盲目而不合 理，闲置撂荒的土地也大大超过统计和地面监测的数据。

　　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十七张卫星图片被抬进中南海，这是国家土地局利用美国的一颗资源卫星ＴＭ于八七年、九一年、九五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结果所制作的大型展板，直观形象地显示了十七个城市侵占耕地的规模和速度。ＴＭ卫星的分辨率是三十米乘三十米，任何一小块土地所发生的变化都逃不出它的监视。严峻局势终于震动了峰层.后来，卫星图片第四次进入中南海后，土地仍不断消失。

基本国情与数字

　　中国是一个多山之国，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国土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五；难以利用的高寒荒漠、石山、冰川、沙漠、戈壁等占去总面积三分之一，可开发为耕地的面积极为有限。

　　中国耕地面积约为二十亿亩左右，占国土总面积约百分之十四；人均耕地一点六亩，仅为世界人均五点五亩的三分之一稍强；在全世界二十六个人口超过五千万的国家中，中国耕地总面积与美国并列第二，人均耕地面积则为倒数第三。

　　在一千五百六十八个县级行政区中，有六百六十六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零点八亩警戒线。

　　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百分之六十一的耕地是“看天田”，缺乏灌溉水源。百分之四十的耕地开始退化，百分之三十的耕地水土流失。

　　光热资源丰富，雨热同期；但水土资源匹配不佳，以长江为界，南部水多地少，北部地多水少；主要粮食产区黄海平原耕地占全国百分之四十一点八，而水量不足全国的百分之五点七。

　　耕地品质不好，稳产高产田占百分之二十二，中低产田占百分之七十八。
　　耕地平均复种指数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七，长江以南高达百分之一百八至二百五，全部耕地超强度使用，土壤肥力持续下降。
　　后备耕地严重不足，可开垦为耕地的宜农荒地仅有一点七亿亩。

　　官方公布的中国耕地总量15亿亩之数不可靠。美国的卫星照片显示，大陆的耕地面积几乎与美国相等，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组织的六十五位专家，在调查后估计中国大陆的可耕地在一点三亿公顷（合十九点五亿亩）以上，也就是说，官方数字低估了近百分之四；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估计的数字是二十点八九亿亩，何搏传披露的数字是二十二至二十三亿亩。我倾向目前耕地总量为二十亿亩左右。

　　耕地实有数比官方统计数超出很多，可作何种理解？何搏传先生在十年前就说过了：“这似乎多少有点可喜。不过，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更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比统计公布的要低得多。而除了在耕地损耗净尽的计算时间上会稍有延长之外，并无其他更大好处。”这个“可喜”仅仅是看上去的，因为调查数字之虚实，不会影响到基本事实。把“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解决吃饭问题，改为“占世界百分之十的耕地”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土地的承载力还有多大潜力。“中国土地承载力已接近极限”的结论，首先得自于长期的粮食困境，而不是数学计算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土地承载力已经超过极限。西方学者的判断，按照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耕地面积如果达不到人均六亩，是很难长期合理解决粮食问题的。这里的“合理”二字，应该是包含了生态平衡因素。认为中国土地承载力已“接近”极限，显然是只说粮食而不管生态。如果“土地承载力”定义的前提是“在能够维持生态平衡的状态下”，则中国
早已超越极限。

　　一方面是耕地的承载力已近极限或超过极限，另一方面是耕地还在急速减少。

　　一九九四年，李瑞环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农用土地的专题讲话，指出中国正面临“人口日益膨胀，耕地却在急剧减少”的严峻形势。他所披露的统计数字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六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六点一亿亩，净减少二点三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七百九十万亩。”专家的数字稍高，为年均八百一十七万亩；作家马役军报告的是累计净减二点四亿亩。这些刚刚统计出来的惊人数字，促使中国政府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即刻设立了一个与土地使用部门没有利益关系的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
　　　　　　　　
耕地减少量之谜

　　耕地是国土的精华。综合各种因素，中国每年大约要丧失多少耕地呢？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国家统计局保护耕地专题调研组披露：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五年九年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两千九百六十万亩，并补充说明：实际数字可能是统计数字的二点五倍，即七千四百万亩，年均占用耕地八百二十多万亩。作家马役军报告了一个更大的数字：在二十年间，城市、公交、基本建设占用农地五亿亩（大多是近郊良田），年均两千五百万亩──这两个数字差了三倍。还有，如果说对于一九九七年前发表的有关土地使用的统计数字都需要乘以隐瞒系数二点五，那么李瑞环讲的三十年累计减少六点一亿亩是否也要乘以二点五呢？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竟无从下手：长期以来的统计数字都疑点重重，并极为混乱。可以说，利用这些差距很大的数据，研究者可以得出任何想要的结论。看来，除了挣脱这团乱麻，从较为可信的基本数字出发重新计算之外，已别无他途──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近年来，每年减少（非净减少）的耕地竟然可能将近八千万亩，其中包括：城镇扩张侵占耕地、乡镇企业占用耕地、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水土流失损失耕地、农民建房占用耕地、各类开发区占用耕地、沙漠入侵耕地；暂不计算的部分还包括：废弃土地、污染土地，每年因水旱灾害减少的耕地数字不详也暂不计算。

　　这一估算，也有两个旁证：其一是，十多年前，何博传就曾预言：如耕地面积仍直线下降，大约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耕地将趋近于零──这与我估算的形势大致相当；其二是，李瑞环所说的六点一亿亩之数，是旧的统计数字，若乘以修正系数二，为十二点二亿亩，年均愈四千万亩；如果考虑到隐瞒情况越来越严重，再考虑到耕地减少的大幅加速趋势和新近出现的畸形工业化占地，前期大大低于平均数，后期大大高于平均数，则和我所估算的八千万亩不相上下了。

　　到此，可以为近半世纪中国耕地减少的形势勾画一个大轮廓了：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耕地为十六亿亩以上；人均耕地二点七亩，为近半世纪最高值。
　　九十年代末，在经过近半世纪大量流失和新的土地开垦之后，维持在二十亿亩上下；人均耕地降至历史最低值一点六亩。
　　近半个世纪流失的耕地，累计数可能高达将近二十亿亩。
　　简而言之：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各种因素，我们丢掉了近二十亿亩安身立命的耕地。

　　在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下，我们又被迫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开垦了二十四亿亩耕地，勉强维持着民族生存。
　　在统计上，永远会存在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后备耕地，事实上，从大量开垦林地草地陡坡地开始，中华民族的后备耕地资源已然耗费殆尽。
　　对于一个世界大国这种巨系统，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渐进的，很难确定那个灾难性的临界点究竟在何处。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强行开垦山地，增加粮食产量。从那时起，快速衍生的生态灾难，终于摧毁了民族生存与环境限制之间极为脆弱的平衡，决定性地使中国坠入整体性的“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深渊。

　　至为悲观的是，在由人口、资源、生态容量、社会制度所给定的大格局下，我们看不到任何挣脱怪圈的希望。

　　　　　　　　《谁来养活中国？》引发的车轮大战

　　耕地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粮食短缺。
　　一九九五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来斯特布朗出版了他的新着《谁来养活中国》，预言：在世界粮食产量与捕鱼量增长趋缓或停滞的大背景下，由于下列原因，中国将进入一个粮食短缺的世纪──人口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使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
　　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至二零三零年将降到不足人均一亩；
　　复种指数已接近最高点，即将开始下降；
　　本世纪中叶以来，水资源年消耗量已增长了五倍，将出现更为严重的短缺；
　　化肥使用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已接近回报递减阶段；
　　单产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难以大幅提高；
　　几十年过去，大幅度增产的新品种并没有产生；
　　──结论：至二零三零年，因人口增长和粮食产量下降，中国将缺粮二点零七亿吨，等于一九九四年世界粮食出口量总和；如果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粮食缺口将高达三点六九亿吨，为目前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二倍；那时，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也没有地方能买到这么多粮食；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谁来养活中国？──谁也养活不了中国──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己。

　　布朗敲过警钟之后，满怀热望地写道：“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做好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技及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确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于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则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遗憾的是，热心肠的布朗被认定为“别有用心地散布”“中国威胁论”。一九九六年十月，中国国务院发表了粮食问题白皮书，批驳布朗；同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个后来成为笑话的资料，宣称耕地面积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三，其中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成长百分之二，以此来驳斥布朗；十一月，在罗马“世界粮食高峰会议”上发言，以提高单产和改变食物消费结构来解决粮食问题，反驳“中国粮食威胁论”。
　　即便到二零三零年中国进口粮食数量没有达到二点零七～三点六九亿吨，布朗的预言是否就完全错误了呢？非也。──布朗把二十一世纪称为“环境时代”，其重要特点就是地球的自然极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场世界性争论实质，我以为是中国的国土承载力极限。布朗的反对派们虽然都承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粮食净进口国，但又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将在造成全球灾难之前的某一点上紧急刹车，并以这种惊险的杂技姿势永续平衡。不管这种论证多么科学严密，所证明的也是悬崖边上的恐怖的“安全”。其实，这种论证本身，恰恰证明了中国国运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在悬崖边上刹住和掉下去毕竟有所不同，但是，就国土承载力这一问题而言，粮食（土地资源）再重要，毕竟也只是指标之一。

其他诸项指标，比如水资源、能源、矿物资源、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等，如果都处于灾难性局面，便是大势已去。国土承载力是一个巨系统，其崩溃并不需要全部子系统崩溃，甚至也并不需要其中一个子系统全面崩溃；巨系统中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引发全系统的崩溃。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巨型方舟，早已是险况百出：超载、缺油、船体严重倾斜、四处漏水、发动机带病运转、传动系统失灵、方向控制系统锈死、海图老旧、雷达失准、船员苦乐不均酗酒怠工、存粮存水严重不足、船长戒备着集体哗变、高级船员随时准备卷款弃船、救生艇数量不够且经常有人驾艇潜逃、乘客们纷纷私橇船板以备不时之需……无视全面危机及其不断加重之趋势，而仅在某一单项上反复缠辩，意义不大。

　　一方面，我也认为布朗的粮食预测大可商榷，到时候，中国可能既无钱买粮也无力运粮；布朗过于乐观了。另一方面，我基本赞同布朗对中国基本生存状态的悲观预测，虽然他还是过于乐观了。
　　　　　　　　
　超载的极限

　　若从历史纵深看，由于国土辽阔而人口稀少，十八世纪前，中国不存在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人均耕地无论升降起伏，与承载力基本无关。十八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当人口增长到三～四亿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经济学家何清涟分析，大约在一七五四年前后，中国人口就已达到危机点。从此之后，耕地增长远低于人口增长，出现大规模粮荒。何清涟 认为，那时的中国，“超过了经济负载力及生态负载力相适应的人口临界点”，相关的数字是：那一时期，中国人均耕地猛然从三十余亩（清亩，比市亩稍小）降至四亩以下。此后一百年之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八三四年前后，人口突破四亿大关；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成为中华帝国衰朽的象征性事件；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暴发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提出了鲜明的土地诉求，当时的人均耕地已达历史最低点：一点七五亩。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可视为人口压力超过了社会最大承受力的一个标志。综上所述，模糊一些，宽泛一些，我们可以认为，在小农经济的技术、社会、制度条件下，四亿人口已经是中国土地承载力之极限。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土地承载力极限，实际上是指有限土地上的最大人口量。何搏传曾画过一条“最可怕”的中国人口曲线：
　　从公元前二一零零年的夏禹时期至十七世纪中叶的清初，这三千八百年基本上是一条稍有起伏的水平线；
　　从清初至中共建政的三百年间，除太平天国革命使人口下降以外，基本上可视为一条坡度大于四十五度的斜线；
　　自新中国建政以来，则变成一条逼近九十度的急速上升的垂直线。
　　用文字可作这样的描述：如果从夏禹至今（近四千年）的整个中国历史为二十四个小时，那么前面将近二十三个小时（到清初）都没有变化从第二十三小时开始，在一小时五十分钟之内，中国人口连续突破一亿、二亿、三亿、四亿、五亿，每增长一亿人口需时近二十五分钟；最后的十分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如破竹地突破六亿、七亿、八亿、九亿、十亿、十一亿、十二亿，每增长一亿人口需时仅一点五分钟。

　　经济学家何清涟说，十八世纪中叶就达到了危机点；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中国就一直挣扎在这个危机点上。抵抗人口压力，加大土地承载力的途径，不外乎提高单产和开垦荒地。前者，中国早已采用了世界上最细密而强悍的措施提高单产（取消传统农业的轮作休耕，提高复种指数；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扩大灌溉面积；推广高产品种；超量投入化肥与石油；限制农民改业；以行政指令控制粮食生产……等等），在目前条件下，土地的潜力已达极点。后者，在长期大规模开荒之后，中国的可开垦荒地已耗尽。如果人口持续增长，而提高单产与扩大耕地已无多大可能，突破土地承载力临界点的时间已经到来。如果真如国内外专家所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尚看不到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就等于是说，中国因国土承载力超过极限而导致社会崩溃的局面──不是即将──正在到来。

在严格控制人口的条件下，二零三零年，中国人口将达到资源承载极限；若按目前人口发展趋势看，二零一五年中国人口将提前突破这一极限，此后，除非大规模地输入农副产品，缓解农业资源压力，或者大规模向世界各国输出人口，否则别无他途！”

　　这里有三个数字：七亿、九点五亿和十六亿。七亿显然是生态平衡点，九点五亿左右是不计生态代价的粮食安全点，十六亿则是生态容量耗尽引发总崩溃的临界点。

　　有了这三个参照点，我们目前的状况便不难定位：

　　第一，中华民族早已不可挽回地越过了国土正常承载力；

　　第二，我们正在向生命支持系统的总崩溃步步逼进；

　　第三，距离中国崩溃的生死界线，人口是三、四亿，时间是十五～三十年；

　　第四，最乐观的预测是：人口可能在这条生死线上停步，亦即中国有可能免于崩溃，而长久地在生死边沿挣扎。

　　中华民族曾历经诸多劫难，但没有哪一次如此危重。无论是十年文革浩劫、三年人为大饥荒、四年国共内战、十五年抗战、多年军阀混战、还是远溯至绵延十四年蹂躏十七省的太平天国战争，都无非是争夺土地、人民和权柄－－极而言之，旗帜可易，山河不变。遍览历史，无论多么可怕的劫难，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毁掉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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