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得知此情，心里觉得很不安。他暗想：贺子珍怀有身孕，体质又差，要离开祖国，孑然一身投奔异国他乡，怕有危险。她大约因为上海沦陷，改而想去苏联，然而会不会有别的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怄气了？倘有这层意思，则自己会更加不安了。因此，毛泽东一再劝阻贺子珍不要离开延安，更不要去苏联。事后许多年，贺子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为了动员我留下，不到苏联去，确实动了真情，他曾经这样对我讲：‘子珍，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对我讲：‘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不幸的是，尽管性格刚强的毛泽东，为着疼爱和关怀自己的妻子，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东西，最富于人情味的东西，甚至讲出了连对妻子也不曾披露的爱的震颤，但贺子珍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要走。
出于无奈，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同意将贺子珍的名字加进第一批赴苏联治病人员的名单里；另方面，他又给八路军驻西安、兰州和新疆办事处的负责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劝阻贺子珍留下来。这些领导同志殷切地好言相劝，要她止步，返回延安，以后再去治疗。但是，倔强的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些劝解。相隔10年，她在苏联尝尽了人间苦果之后回到祖国，对自己的任性和固执懊悔不迭。
1938年5月，是贺子珍到莫斯科的第5个月。这月里，她忍受了分娩的剧痛，生了第6个孩子。为了孩子的成长，贺子珍没少吃苦头。东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非常紧张，倘无婴儿，她是能够支撑住的，但如今，儿子出生了，有多少事要她去做啊！但是，由于婴儿缺乏营养，抵抗力弱，患了致命的肺炎。不久，孩子死在母亲的怀抱里。
当毛泽东从王美兰口中得知贺子珍的遭遇时（笔者注：王美兰来苏治病时和贺子珍同住一室），他的眼睛那样沉静，那样深邃，却噙满了泪水，储满了痛苦。一向相信男人不流眼泪的王美兰，第一次体会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的含义。王美兰走后，天色不算很晚，毛泽东却破例地和衣躺下了。就在这个不眠之夜里，毛泽东斟酌再三，毅然决定忍痛割爱，把留在自己身边心爱的女儿－－毛娇娇，送到不远万里的苏联去，以抚慰贺子珍受伤的心灵。
毛娇娇，学名叫李敏。与她相识、相熟的人，都喜欢叫她娇娇。1937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她出生在吴家窑的一个阴暗、潮湿的窑洞里。9个月后，贺子珍把她安置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自己经西安、兰州、新疆去了苏联。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安排，几经辗转，4岁的娇娇和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安然无恙地到达莫斯科，来到分别多年的妈妈的身边。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了！残酷的战火，犹如一双力大无比的黑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刚刚沉浸在母女团聚的欢乐中的贺子珍，又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德军的闪电战开始后不久，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在德军围城的那段日子，莫斯科的食品供应极端困难，一切计口购买的食物，包括面包、奶油、鸡蛋、白菜、马铃薯、葱、胡萝卜、甜菜和茶叶，对于领有购买券的人来说，已经难以买到所希望的数量，至于未领到购买券的人，要买到需要的食品就更加困难了。莫斯科人几乎断炊，中国的留学人员生活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贺子珍在德军合围前，虽已随国际儿童医院退到伊万诺夫城，但在这个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的小城市，物资同样十分匮乏，尤以食物为甚。在零下40摄氏度冰天雪地的严冬里，既没有劈柴可供生炉子，又没有取暖用的木炭。几乎看不到肉类、鱼和鸡蛋，蔬菜也很少。每天只能配给5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这点口粮在填饱娇娇的肚子后，还能剩下多少呢？出于无奈，贺子珍常常只能煮几片白菜充饥，有时连几片白菜也弄不到手，那就只好干瘪着肚子。
5岁的娇娇，在严寒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身体日渐羸弱，得了肺炎。肺炎，这个可怕的医学术语，在当年就像鼠疫和霍乱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贺子珍忘不了，她来苏联不久出生的那个孩子，就是生这种病而夭折的。她不能再让这种病夺走娇娇的生命。为此，贺子珍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她在上班之余开始替别人缝补衣裤、织毛衣、袜子，做农活，以便挣点钱，换回来娇娇急需的药品、牛奶和面包。
也许，贺子珍的行动感动了上帝，娇娇竟然奇迹般地渐渐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又显露出一派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为了娇娇的身体进一步好转，贺子珍死也不肯让她在保育院过夜，而坚持白天送，晚上接。凶悍的女院长被激怒了，便诬蔑贺子珍神经失常，蛮横地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1946年夏天，王稼祥偕同夫人朱仲丽到莫斯科治病。在此期间，王稼祥会见了留苏的一些中国侨民，了解在苏德战争中没有回国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人们在介绍中提到贺子珍母女的悲惨遭遇，引起王稼祥的同情和关注。他们夫妇据理力争，才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王稼祥向她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已进入决胜阶段的情况。这些，使与世隔绝多年的贺子珍欣喜若狂，她要求立即回到生养自己的祖国去，"为自己的党做点什么。尽管她自己在国内已经没有了家，但还有哥哥和妹妹，有同志们，有党和革命的事业"。
王稼祥是个慎重的人，他很快给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和愿望，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回国。
数月后，王稼祥安排贺子珍母女回到祖国，留在哈尔滨暂住。虽然经过那么多磨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她已经疲劳不堪，但一到哈尔滨，当李富春同志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回答说：“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
不久，她终于如愿以偿，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东北局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原来平静的心境，陡然一下子被搅乱了。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贺子珍，忘不了在井冈山、赣南和长征中贺子珍对自己的支持、关心和体贴。
192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这时的贺子珍是个刚从永新县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高材生，身材颀长，脸庞椭圆、白皙，晶莹得宛如美玉。长长的睫毛里，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活力。她还娴熟诗书，对古诗研究得尤其精熟，可算得一位窈窕多姿，学问过人的美丽少女。她加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武装起义中作过战，其机智、勇敢，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她与毛泽东邂逅不久，就在一起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夫妻10年，生了6个孩子，只有娇娇一个存活下来。贺子珍回国时，毛泽东虽然同江青结合多年了，但还不时提起贺子珍，讲过去同贺子珍在一起的旧事。
在黄洋界下的宁冈县茅坪，一座古朴庄重的八角楼，这是毛泽东工作的地方。每天黄昏，当落日的余辉渐渐隐去，深沉的夜幕笼罩茅坪时，毛泽东就在一盏小油灯下进行工作，一直辛劳到月落星稀。与他长夜相伴者，惟有贺子珍一人。她在油灯下盘腿而坐，一瓶浆糊，一把剪刀，一堆旧报纸，一个小本子，一支红蓝两色铅笔，全摆在眼前。她每看到有点参考价值的新闻、报道，她会用红铅笔画条杠，或打个圈，然后摆在案头或靠近八仙桌的窗台上。一看到不堪入目的东西，或对共产党、红色根据地咒骂的文章，她会一边翻着，一边蹙起眉头，口中低吟：“无耻！无耻！”于是，一则则有用的新闻，从剪锋下纷纷而出；一篇篇难得的资料，争着在她的手中摇动……这剪下来的“豆腐块”大小的东西，对毛泽东的写作都大有用处。
毛泽东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写文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饮食又太差，眼睛凹下去，颧骨突了出来。贺子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身体力行，拿起镢头，用自己的汗水，硬是开挖了六七分菜地。小菜园里种上毛泽东喜欢吃的各种蔬菜。使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尝到可口的菜肴。
在毛泽东受到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排斥，处于极艰难，极孤立的日子里，贺子珍不是离开他，疏远他，而是用她那颗善良的心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那时，贺子珍在长汀的辛耕别墅医院里分娩，身体非常虚弱，人顷刻瘦了下来，又没有什么营养品滋补身子，她不言苦，也不给毛泽东添麻烦。相反，她得知“左”倾领导者已撤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还展开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的时候，毅然不顾产后的虚弱，白天抱着哇哇啼哭的婴儿，赶到长汀偏僻山坳里的一座大庙里（那时毛泽东正在这里的红军医院养病）看望毛泽东，让他看看孩子的小模样儿，使他觉得自己并不孤寂。妻子儿女就是一团火，寂寞许久的毛泽东不再寂寞，妻儿将他寂寞的心灵温暖。
追忆着往事，俯拾着零碎的记忆，毛泽东激情澎湃，感动不已。这些峥嵘岁月的旧事虽然时隔近20年了，但还时时触动着他的心扉。他怎能忘记贺子珍呢？考虑了种种因素之后，毛泽东将贺子珍的事暂且搁置下来，不打算召她回陕北。
而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国后，先在哈尔滨暂住，继而在沈阳居住下来。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时间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但时间并没有冲淡她对毛泽东的思念和回忆。
回首往事，贺子珍越发觉得对不起毛泽东。现在，她不能不反思：如果不是自己任性，多次拒绝毛泽东的劝说，不肯回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会弄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事到如今，完全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毕竟与毛泽东离别十数年之久啊！他已同江青结婚，自己应该割舍对他的感情。然而，情感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它好像一条湍急的小河，桀骛不驯。离愁也好，思念也好，都是由于和难忘的人发生联系而引起的情感所致。贺子珍正是如此。从逻辑上说，她不必再去朝夕想念毛泽东，但从情感上讲，她又不能不苦思毛泽东，因为她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日子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但这一切的一切，她又怎么好轻易地向毛泽东流露出来呢？思来想去，斟酌再三，她决定全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要把永世难忘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节选《名人情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