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素有“南国药都”之称。由于经营药材利润可观，当地一部分不法之徒不惜血本，纠集一帮喽口罗，强行抢占市场，垄断药材行业。1996年，以杨峰解和陈伟强为首的两股黑帮势力在当地逐渐“壮大”，为了互相争夺地盘，他们拉拢人马，制刀买枪，大打出手。
据了解，从1996年初至2001年11月，廉桥黑帮共发生持械火拼16起，犯下命案6起，打伤20余人次，持枪抢劫4起，涉案黑帮成员35人，非法私藏枪支数十支，子弹300余发，军用手榴弹2枚。
令人震惊的是，这两股黑帮势力都在县公安局找到了“保护伞”。原邵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必能与原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龙朝阳在执法过程中，各自扶持一股黑恶势力，进行明争暗斗。
去年11月下旬，张必能与龙朝阳被依法逮捕。
在湖南已经查处的涉黑涉恶大案中，大都有公安民警充当“后台”、“保护伞”。以涟源市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谭和平为首的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一案，涟源市公安局就有一副政委及巡警大队长、税侦大队长身涉其中；邵阳市成功摧毁的以荡宁、荡宏两兄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原绥宁县公安局两任局长、一副局长、原城关派出所教导员涉案；在郴州市一起政法干部涉黑腐败案中，除郴州市政法委原副书记、资兴市政法委原书记、资兴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外，还有资兴市公安局一副局长，他们包庇、纵容袁学明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为其充当保护伞；永州市公安局一举铲除的以蒋齐心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就有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夏再生为其充当“保护伞”，把交警专用车，连同车辆具有的行政职权一并拱手让给了蒋氏集团。
据统计，在湖南已经查处的涉黑涉恶大案中，充当后台、“保护伞”的56人，涉及党政、人大、政协、公、检、法、工商、税务、交通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中公安民警32人，占了57.1％。湖南省公安厅一负责人称：“这极大地损害了公安队伍的整体形象。”
就全国来说，从公开报道的扫黑除恶典型案例来看，公安民警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被依法判处死刑的“黑帮老大”钟文星原是广东省普宁市森林公安分局的民警；河南省汝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韩天江包庇、放纵唐利峰黑社会性质组织作恶，并在公安机关决定抓捕唐利峰等人时为唐通风报信；备受关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黑社会性质团伙“保护伞”的系列案中，原两任公安局长农家益和李红专、原副局长林树春、黄政贤、原政委马斯克长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赌场和色情场所提供庇护，百色地区公安局治安支队原支队长韦建勇、百色市公安局原治安大队长梁成新也涉案其中；广西柳州市原公安局长于丁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被判死刑；广西合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黄瑞飞被个体煤矿老板凌贵科用金钱收买，成为该组织的“保护伞”；四川自贡市公安机关摧毁了以曾少林、罗筱泉为首的、成员达50余人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涉嫌为该黑社会组织充当“保护伞”的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陈兴良、副大队长唐汝仲，代寺派出所副所长罗明全等5人同时落入法网；长春黑老大梁旭东在短短几年内，对一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高密度的糖衣炮弹攻击，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一个个红点，其中有10名警察；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就用金钱控制了一批当地官员，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为黑社会团伙提供保护的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局长丁叔亮、副局长陈文忠、惠夏志、杨耀等6名公安败类被依法逮捕；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因庇护“远华”走私被查处；等等。
一份资料显示，全国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公安民警有225人，其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领导干部48人。这相对于全国100多万民警来说无疑是个别现象，但披露的事实触目惊心，造成的危害也很大。
文章认为，腐败现象已蔓延到公安等执法部门，以权力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腐败问题一时很难有大的改变。黑恶势力在逐步壮大的过程中，为逃避打击，往往先从公安部门开始，用金钱开路，拉拢腐蚀意志薄弱、利欲熏心的干部。因此，扫黑必须先反腐。
入口把关不严也是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不理想、个别问题比较突出的原因之一。湖南省公安厅新上任的周本顺厅长坦言：“过去公安部门进人比较乱。”
据了解，前几年在湖南一些地方，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正规公安院校的毕业生进不了公安机关，至今仍在上访，相反一些没有受过正规公安院校教育的地方领导的子女、公安子弟却穿上了警服。
此外，公安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和黑恶势力打交道多，所谓近墨者黑，被染黑的可能性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