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几亿的农民多少年来过得那么苦，却听不见他们叫苦的声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人熟悉这一出自苏东坡大人的诗句。很浅显的道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觉，与水关系最密切、与水保持“零距离接触”的鸭子最先知道。
同样道理，农民的冷暖，农民的苦痛，也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李昌平说，他是建国后继梁漱溟、彭德怀后第三位向高层诉说农民疾苦的人，其实未必。即便就算如此，我要说，成年累月在土地上摸爬滚打的农民，他们对自己的苦要比梁、彭、李要感受得更早、更深、更直接、更刻骨铭心，因为这是真正的“切肤之痛”，这一点谁都不会有疑问。尽管我对以上三位、对任何坦荡耿直、有勇气说公道话的勇士心怀敬意。但我们该想想：一个人口基数达到九亿的群体，长时间经受着这么大的苦，与仅会“呱呱叫”的鸭子比，“我们”会说，会吼，为什么“我们”的苦不是从“我们”的嘴里最先喊出来的？而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上书高层、且高层作出了反应）、出现一个偶然的人，“我们的苦”才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线。
如果我们操自己的嗓子喊一喊，吼一吼，从常理上讲是会有效果的。套用毛泽东的一个表达模式：假如“数亿农民一声吼”，那么，可以肯定，“地球也应抖一抖”。我们有多少人呀！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选择沉默，在受苦时？另外，相似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四十年前的往事:1959年至1961年，数百万计（采用的是最保守的估计值，因为没有权威的、政府公布的数字可以引用。可能是有权的人觉得,花些精力把这事调查清楚是没有必要的。)的农民被饿死，高层决策人“似乎”也不知道。我们农民也是这么的沉默。
电视中，我们常能看到别国农民为表达自己处境、为捍卫自身利益，表现得非常不沉默、非常壮观场景。人数不足中国农民千百分之一的法国、西班牙农民在自己国家繁华街头、日本农民在议会中频频地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可惜呀……一个一直号召“密切联系群众”、并视其为“优良传统”的执政党，一个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国情教育”运动的党，对我们真实的国情，对占全国八成的国民基本的生存情况不太了解。
只要不是“指鹿为马”，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能否认，一个社会的上下层之间是有距离的。范忠淹对此的概括是“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两千年前，三国两晋时期，司马衷陛下当政。当“处江湖之远”的饥饿的农民被饿死无数，消息报上来的时候，“居庙堂”最高的司马皇帝很惊诧：为什么饥民那么傻，宁可饿死，也不吃瘦肉粥？！
司马衷关于“肉糜的疑惑”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当时最高层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是不了解的，两个层次之间在信息的传达方面是不通畅的。
谁都不会怀疑，与“腐朽的”封建时代的帝王相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贤明的。但是，现今农民的确切的、真实的苦难程度，我敢说，它远远超出了我们高层、我们城里人的预料。（今天，在我所接触到的城市市民中，有的人至今仍是非常纳闷：农民工在城里境遇如此之苦，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太傻了吧？）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层与底层之间，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之间,同样存在着民情传达不通畅的问题。
对上层来说，真实的、全面的、完全的信息获取和掌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也是决策的基础。
可是，当今的时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个以信息可以便捷联通为基本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了解下情为什么这么难呢？是我们的主流社会的听觉迟钝了、信息闭塞了呢，还是我们农民在社会根本没有表达的途径与诉求的渠道？
直到最后，依旧没辙。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只能凄然地忍受着悲苦的命运，只能躺在山高皇帝远的角落里，悄悄地呻吟，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
所以这里，自始至终，寂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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