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进教室看到她，是一个中年妇女－－普通的中年妇女，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见到的那种妇女。她大概有五十岁左右，穿得很简单，甚至很朴素，但又似乎是个职业妇女的模样。短短的头发，瘦弱的身材，个子不太高，戴着一付眼镜。见到我，她用中文对我说：“你好！”我惊讶地问她会说中文吗？“一点点，一点点。”她的声音很轻柔。我问她哪里学的，她说在哈佛大学她选过中文课。我再用中文问她， 她笑着摇头说她听不懂了，她说她的中文名字是关德琳。
关德琳就这样坐在我的课堂里。我们每次也都用同样的中文问好，交谈两句，也很简单。一天下课的时候她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安装一个中文软件，因为软件的解说是中文的，她看不懂。因为碰巧我也用同样的中文软件，我就答应了。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到她家去，她要请我吃饭，我同时去帮她安装软件。
我到了她家，发现她住在退休的人居住区，房子是新的，才知道她才从波士顿搬到缅因州，搬来不太久。她独身一人，没有孩子，只有两只猫，一只叫PUYI，另一只叫玉。她笑着解释说，PUYI很高傲，有帝王的尊严，所以她用中国末代皇帝的名字命名他。我开玩笑说，中国末代皇帝就是她的孩子了。她一边说对，一边说我说的不对。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说她实际上有很多孩子。我问她的孩子在哪里。她高兴地说，他们都是中国的孩子。“我有九十个中国孩子！”
我楞在那里，看着她，她得意地解释，“我有九十个中国孩子，我赞助九十个中国孩子上学。你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吗？我给九十个孩子钱，让他们上学。”
我真的楞在那里了。我没有想到这个独身的女性，一个退休了的普通女人，会赞助远在中国的失学儿童。我突然觉得很惭愧，上课很忙，我从没有问过她的生活，更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就没有到软件上去，都围绕着她是怎么发现和开始帮中国孩子上学的。
六年前，她偶尔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谈到贵州失学儿童的情况。她读了后，很震动，就给写了那篇文章的记者写了一封信，询问她怎样能帮助中国的失学的孩子们。<<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泰勒回信说他可以帮忙把钱给学校。就这样，她把第一笔钱送到了贵州省一个贫穷的乡村。据说，在这个乡村里，因为穷，很多孩子都辍学了。她连续不断地给这个学校钱，学校似乎是以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来算他们总共需要多少钱，向她报帐和要求资助的数目。这个期间她两次去中国，到她赞助的学校去。可惜两次都因为交通困难，她没能到达那个乡村。那个乡村实在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后来，泰勒转到别处工作，她就直接把钱给当地的教育局，教育局再把钱给那个学校。教育局的王太太是联系人。“王太太是好人。我很信任她。”关德琳告诉我。她说她虽然没有到过那个学校，但是，她见到过那个学校的校长，还有很多照片。
于是，我们就开始看照片。她有两本影集是那个学校和孩子们的照片。还有所有来往的信。照片里的孩子排成队，手里拿着新书包，站在那里，表示他们收到了钱。关德琳很兴奋，她不停地说，“这些孩子对我很重要。想到我可以为他们作一点点事情，我就觉得很值得。这些孩子，也许有一两个长大了，会记住一个美国的女性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资助过他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会有基本的友谊，我们两国的人民会知道人民是友好和互相帮助的。人民的友谊比政府要重要得多。”
我能说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善良，理想主义的女性。我的中国人的怀疑显得很不高尚－－我在怀疑这些钱是不是都真的花到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点头称是，同意她的意见。看到那些照片，我想，无论怎样，这些孩子们还是得到了好处，一个新的书包带来的兴奋，我也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情况。我看了看学校送来的帐目，受益学生的名单等等，我还是宁愿相信当地的校长和老师会真诚地用这些钱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关德琳问我是否想这些钱真的给了孩子们，我努力肯定地说，我相信当地人不会滥用这些钱，请她放心吧。我不忍心让我的怀疑影响她。我宁愿让她保持她的理想和善良的人道主义。
我仔细地读那些几年前有的孩子的感谢信。那些信千篇一律，都是空话联篇，内心想，中国的教育还不如不受，越受越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模子，这些孩子的信都是一个调子，好像是照着标准信写的，看了几封，我就放在一边了。她不停地说，“我真希望这些孩子多给我写信，可惜他们不怎么写信。我要好好地学我的中文，可以直接给他们写信。”我继续看别的信和照片。看到那些照片，那些中国的贫穷的农村的照片，我觉得那么熟悉，好像中国的味道都过来了。从那些信中我知道关德琳给校长的儿子买了衣服寄了过去，因为校长写信表示感谢。从那些信中我知道学校盖了新教室等等。在那些信中我突然发现一封打字的信，我惊讶地说，“难道他们有电脑吗？” 她回答，“是啊，我给他们买的。他们的校长要电脑，我也不明白要电脑干什么，我开始不想给他们买电脑。但是，校长说他们就需要电脑。我没有办法，给了他们钱，买了电脑，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用电脑。那个地方有没有互联网？电脑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吗？”我没有回答，因为， 另外一封信吸引了我。
这是一封新来的信，是新年前写的，不过两三个月前来的。是校长给关德琳的直接的信。信中问候关德琳和她的生活。第二段就谈到他自己的生活。他说他的祖父去世了，他心里很难过。同时他也生病了。他请关德琳给他两万块钱治病。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革命工作，他需要钱治病。他的病，他说是性功能障碍症。
我手里拿着这封信，真真地楞在那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白纸黑字，校长要美国友人关女士资助他钱治他的性功能障碍症。没有一句谈到孩子的教育和学习，是性功能，而不是教育。我惊讶地抬起头，问她，“你给了他钱吗？”
“没有。我没给钱。我不明白这位校长为什么告诉我他性无能。这封信让我很为难，很不好意思。我收到信后到你们大学去找教中文的教授为我翻译这封信。我是第一次请中国的教授帮忙。结果那一个男教授给我翻译信， 对我说校长是性功能有问题，要钱。我和这位素不相识的教授讨论性功能障碍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校长会写这个病因给我。简直荒谬可笑，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中国教授讨论性功能。我不明白，这是你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吗？告诉别人你的私生活，你的性生活？”
她的一大串话要我先是哑口无言，后是愤怒地叫起来，“当然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对不相识的人谈个人的性能力，这是一个私人的话题。”
她很困惑地看着我：“那这个校长干吗告诉我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给孩子们钱，但是我对校长个人的生活不感兴趣，他有没有性功能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这个作理由要钱呢？”
我气得说，“我怎么知道？你不要问我，你不如给校长写封信，问问他。”
她说，“我还没写信呢，他又来了一封信，这，给你。”
我接过信，只有半页纸，信中问关女士收到前一封信没有。说，自己急需治病，请立刻把钱汇来。如果一时拿不出两万块，一万快也行。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问，“你请人翻译这封信了吗？”她淡淡地说，“还没有呢，我正想找你看一看呢。”
“他在催你给钱呢。”我说，“他急着治病呢。”
关德琳看着我说，“还是性功能吗？如果是这个病，我不想给钱。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中国人不是觉得儿子是最重要的吗，所以他的病，重要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不给他钱，我只给孩子们钱。”她很坚定地说。
关德琳过去的工作是工商业咨询，她帮助别人计划企业，办公司等等，这是她的专长。多年的职业妇女生涯训练她的干练，聪明，机智。
我点头支持她， “对。给希望工程钱，那才是我们中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