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到这个报告的原文，但间接得知有要求政府部门严格管理互联网路的内容，似乎一些代表对次呼声很高。
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这样一个资讯时代仍然坚持这种愚民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一方面，资讯的封锁不相信人民的理性判断能力，或者太相信人民的理性判断能力，但无论如何，剥夺人民的资讯交通自由，是对公民权的严重侵犯。
在今天，我们仍然过着一种资讯失真的文化生活，这本身就是对这个资讯时代的侮辱。问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互联网路的发明不仅没有使中国人充分得到它的好处，反而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因爲毫无疑问，控制网路增加了政府的投资，而增加的这些封锁资讯的成本肯定是用之欲管制而取之于民的，没有人知道，这些年在这方面的开支有多少。一言以蔽之，这些反对谈论自由的“转移支付”恰恰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90年代评论界一个普遍共识是民族道德水平的下降和汉语网路文化的痞子化，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言论管制造成的。中国人有话不好好说是因爲没有好好说的言论空间，就自然无法形成理性交谈的传统。这事实上意味着一种文化灭绝性的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说，言论管制是真正在亡种灭族。如果说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管制网路是使中国心灵失去最后的拯救机会──因爲管制网路仅仅发挥了互联网路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这方面的“优势”，却没有发挥它开辟新的公共空间方面的建设性优势。
不寐之夜的关闭也说明了中国对互联网路的管制不是太松了，而是太严了。在塔利班时期，这种状况被推到极端。但是，爲什么我们这里年复一年地把这个方向看成的一个“进步文化的进步方向”呢？
基于纳税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两方面的理由，基于我自己的“民族主义”，我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互联网，取消对海外媒体的封闭和电子邮件的监控，尽快恢复思想境界和不寐之夜这样的优秀网站，并作出赔偿和道歉。我也呼吁所有有责任感的网民一起呼吁当局尊重我们的知情权，捍卫我们的网民民权。更希望中国政府做一个副责任的大国，不仅对国际社会是这样，对自己的国民尤其应该如此。
2002年3月6日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