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亦庄亦谐、正气凛凛，赢得了记者席上和电视机前的阵阵笑声和掌声。但是笑过之后，不禁陷入深思。朱总理对贪官污吏之痛恨、凶狠，是有目共睹、令人肃然的，他上任之初，就指天誓日：准备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留给贪官，一副留给自己。表达了反贪反腐的坚定决心。
几年过去了，一届任期将满，他咬牙切齿的狠话，又吓唬住了几颗贪心、几只黑手？九十九副棺材，销量又如何？老百姓都知道，现在官场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窝黑一锅烂，抓的杀的那几个，只不过是后台不硬、运气不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曝光出来的腐败现象，不过是九牛一毛或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罢了。
言之谆谆，听者渺渺，言之心痛气愤，听者暗笑冷笑，总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广大公仆早已“先主人之富而富”了。他们在台上做报告讲起成克杰胡长清教训和焦裕禄孔繁森精神来，也照样正气凛然、精彩万分，照样赢得阵阵掌声和笑声。
总理不是孙悟空，不能拔一撮毫毛吹一口气变出成千上万总理来监督公仆的奉公守法。你拍烂桌子瞪红眼晴，他们只当你犯病、放屁或演戏，转过身去该贪的钱照贪不误，该污的美女照污无妨。而且手握大权的官僚也学会了瞪眼晴拍桌子。在单位里，下属面前，颐指气使，唯我独尊，听不进任何良好的建议、诚恳的劝说、善意的批评！
老枭在《走出革命的鬼打墙》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个民族，就仿佛遇上了“鬼打墙”，从历代大大小小无数次农民起义，一直到辛亥革命以来历次打着民主招牌的革命，无不以暴抗暴始，以暴易暴终。汤武革命，伯夷、叔齐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以暴易暴四个字，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又仿佛一个可怕的诅咒，死死罩着巍巍华夏文明古国。
我发现，腐败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怪圈和“鬼打墙”，从秦汉至明清至国民党，虽然衰败和灭亡的原因不尽相同，但腐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反贪史》主编王春输归纳出历代王朝周期率的一个公式：“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中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曾有民主人士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走出这种历史轮回，毛的回答是：民主宪政。可惜中国自有宪法已百多年，共产党立宪两次，也有数十年了，但宪政建设还没完成。宪法象汽球一样虚置着，宪法赋予人民的种种权力，包括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仍然口惠而实不至。
腐败的原因很复杂，有外因有内因，反腐败应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系统工程，德治、法治、政治教育、经济手段、主观修养，客观监督，不可或缺。外在监督，包括上下级监督，平级监督，民众、舆论监督等。由于缺乏有力的保护，反腐记者和民众，往往受到打击报复，轻者被穿小鞋，严重的被投进监狱。既使剩下的党内自身监督，也是七折人扣，雷大雨小。
要论反腐力度，不少封建王朝比我党还要大得多，如老枭《枭眼看世之三》所写，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反贪政策，令朝中公卿大臣（中央国务院高干）也惶恐不已，上朝时诀别家人如赴险，如当天平安下班，则举家欢庆。然而，如此英明决策、反贪力度，仍未能从根本上消灭贪污腐化现象。不到五十年，沉渣泛起、恶火潦原，贪官污吏，遍满宇内，到了明朝中晚期，无官不贪、贿赂公行，吏治黑暗，更胜前朝。
贪腐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弊端。封建官僚制度以君权为核心，权由上授，君臣上下间存在着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枭眼圆睁，实在瞧不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比封建时代进步了多少？只要人治不除、专制不改，纵严刑峻法，难治千古痼疾。
李宗吾“厚黑传习录”介绍了三大法宝：“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 “办事二妙法”。 二妙法者，一曰“锯箭”，一曰“补锅”。所谓锯箭法，有人中了一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就完了，问他箭头怎么办？答曰：“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可也。”
恕我直言，朱总理大言炎炎，却只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小动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有现成的民主药方，限于种种原因，不敢用不能用；如果说这也叫改革的话，倒很象“锯箭法”，箭杆锯下，箭头仍留在体内，后患无穷，并造成巨大的反效应：机构越压越膨胀，腐败越反越厉害。
总理是个清官、好官，“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可惜的是，贪官污吏并不在乎。你的吓唬，除了博取一些廉价的喝彩声、蒙蒙少数愚民贱民外，毫无用处。当然，您尽力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啊。那夹缝中的尴尬和无奈，老枭深深理解，恨不得为您也为我中华民族放声一哭！
《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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