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 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
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
这并不容易。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变化，极大地改换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是变得面目全非。比方说吧，今天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不要说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之间，就是城市之间，比如东北那些寂静、萧条的老工业城市和杭州、温州那样夜夜笙歌的消费城市之间，甚至是大城市之间，比如广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间，差别都非常之大。而且，这差别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太原的歌舞厅里依然弥漫着邓丽君的柔媚的歌声，上海的中学生却差不多人手一盘West Life的新专辑。从西北出游的一群县长还在为参观蒋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错误争论不休，南方某特区的官员早已经与黑社会联手，创造出了走私牟利数百亿元的“业绩”。而一本在此地被禁止出售的书，也很可能会在彼地的某个私人书店里，依旧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直到无人问津为止……在这样的情形下，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 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也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这就使人不得不反省了：莫非这种“中国如何如何”的概括性的思维习惯，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复杂情形了？也许我们现在能有效概括的，只是实际存在着的许多不同的“中国”之中的某一些，甚至某一个？当然了，任何一个幅员广大、历史又很长久的国家，内部一定会有许多差异，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社会就没有普遍的方面和整体性的特点，以至我们就只能描述它的某个侧面。你甚至还可以说，惟其有差异，才更需要从大处着眼，概括出社会的整体特征。但是，就当代中国－－包括思想界－－的实际情形来说，我却更愿意强调对社会内部差异的充分注意。这不止是说，在现实的几乎所有的层面上，这个社会已经分裂为明显不同的许多部分，而更是说，当那些笼统的概念和理论无法融汇具体的生活实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仔细地倾听后者的提示。在充分意识到社会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如何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这可以说是今天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使命，而有效地履行这使命的第一步，正是从这样的自觉开始：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的整体性正在不断崩塌，再要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如何”，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 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二百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的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著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着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面对这样的奇特景观，我想谁都会强烈地感觉到，即便同一块弹丸之地里，也早已经并存着多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秩序、规则、伦理乃至趣味吧。就拿社会的经济分配制度来说吧，倘若单看那些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你会觉得“社会主义”的“二次分配”制度 依然在平稳运行。至少，当一位“下岗”工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救济，理直气壮地抱怨说：“共产党总要给我一口饭吃嘛！”的时候，他是相信自己依然有权力享受那“第二次分配”的。但是，一旦把视线转向另一些方面，比如公共服务价格（交通、能源、医疗、通讯、住房……）的持续上涨，比如初中以上的教育的逐渐“市场化”，更不要说一些国有企业的相继关闭了，你不由得要认定，那“二次分配”式的经济制度，是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如果再走进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一些会员制俱乐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气派和奢华场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营数“道”（所谓“红”、“黄”、“黑”道），一掷千金，你就更会坚信，若干以巧取豪夺为特色的经济新秩序，事实上已经运作得相当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该属于“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经由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转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几乎任何一种出于特定目的而展开的政治路线、理论主张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严重地偏离初衷，甚至发生相反的效用。大至国营企业的“制度改革”，在许多地方演变为侵吞国有资产的新一轮狂潮，小到教育部号召“减轻”学生“负担”，却反助长了许多教师滥行“私人家教”这一堪称行业性的糜烂现象，类似的事情俯拾皆是。但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席卷全国的“现代化”吁求 。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 效益至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欧美化，这些似乎不言自明、说者和听众都心照不宣的鼓噪和吁求，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大跃进”以来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实在把人们压抑得太久了；也有其鲜明的具体内涵：要革除臃肿、颟顸的计划管理体制，要解放久遭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甚至要以此为先导，一步步改革整个社会！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纷纷褪色，甚至严重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大部分的正面意义，有的反成为某些垄断势力侵蚀社会的堂皇借口：若干行政部门用它们来推卸自己实行“第二次分配”的责任 ，一些腐败官员更以它们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目睹这样荒谬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为什么就想不到，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别样的“市场化”，并以此展开更堂皇的欺瞒和更多样的侵吞？
我甚至忍不住设想，如果当初知识界不那么幼稚，一面鼓吹“效率”和“竞争”，一面也强调“公正”和“民主”，在呼吁“富裕”和物质进步的同时，不忘记高举另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社会指标：比如自然，比如伦理，比如艺术和想象力，比如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 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样做了，也许，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至于这么缺乏抵抗力，这么容易被耍弄？
当然，这是太夸张知识分子的力苛恕Ｃ娑愿丛拥纳缁嵝问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