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外界就其人权状况的批评、指责和压力无动于衷，许多人在感到愤怒和无奈之外，是不是觉得应该作一点新的思考和研究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专访了刚刚从最近示威抗议多发的东北地区辽宁抵达美国同丈夫团聚的付慧萍女士。
一、 在中国你们能否听到海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指责和施压？
付慧萍女士告诉我说：“我们能够从别让的谈论中了解海外的这些批评指责声。大部分的消息来源是由境外的电台和互联网络传过来的。有的情况也可以从跟海外的亲属那里得知，比如我丈夫就经常在电话中跟我讲美国的报纸上关于中国情况的消息和评论。”
我接下去问付慧萍女士对海外这些批评和指责的声音，特别是这次辽阳发生连续工人抗议示威的时候，作为在国内的人，作为一个在事发地附近工人住宅区居住的人，有什么感想时，付慧萍女士说：
“讲感想，我觉得要从消息和评论两个方面来讲。我在沈阳，辽阳离我们不远，而且辽阳来了很多人到沈阳找省政府上访，可是辽阳的情况，我们无法及时了解，无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消息共产党对老百姓是封锁的，所以这些消息要靠海外传进来，所以大家都关心自由亚洲电台怎么说，美国之音怎么说，互联网上境外的网站怎么说。我是个很普通的早就下岗了的工人，我不听这些电台，也不上网，当时在3月18日，星期一的中午，传说有工人代表被抓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告诉我的人说是从辽阳那里传过来的。很多人都跟我样，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辽阳的事情，因为关心辽阳的事情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何况辽阳离我们很近。邻居和朋友都知道我先生在美国，要求我立即给在美国的先生打电话，我先生告诉我他还没有看到有关报道。这样大家对辽阳是不是有人被抓还是不敢肯定。”
“大约过了半天，到了晚上，有人说自由亚洲电台有了报道，大家就都相信辽阳那里确实已经开始抓人了。才知道领头的那个工人代表叫姚福信。所以我说，境外的报道，在消息方面我觉得作用不能低估，我给打100分的份量。”
二、 中国百姓对境外媒体的评论如何感受？付慧萍女士将“消息”和“评论”分开，给“消息”的作用打了满分，那么她对境外的评论怎么打分呢？付慧萍女士告诉我说：“我们很少有人谈论境外媒体的评论。”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的中文报刊、中文网站充满了对辽阳工潮的各种评论、声明、分析甚至是指导和发号施令。难道，这些都不怎么对国内的民众发挥影响作用吗？付慧萍女士认为：
“可能我们不关心那些评论，是因为许多评论让我们感到失望的缘故。讲失望，就是说那些评论常常能够让我们觉得开一下心：比如说工潮将向全国蔓延，大庆的工人跟辽阳的工人联合起来了，辽阳已经成立起工人的独立工会了，等等。但是，开一下心，象是画饼充饥，并不能对现实状况的改变起什么真正的作用，所以失望，所以这样的评论也就没有人关心了。如果要我给这些评论打分的话，给一半吧，50分，这些评论应该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常常脱离实际，没有用处。”
三、 中国的老百姓希望海外如何做，才能帮助他们改变人权状况？
看来，海外我们有些人试图为改变中国人权状况的努力，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还没有到达及格的程度。那么，中国的老百姓究竟希望我们海外的人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及时传达消息发出声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各种舆论和外交方面的压力，都获得了付慧萍女士的肯定。但是付慧萍女士强调补充说：
“可能跟共产党的宣传有关系，但这也不能完全怪共产党的宣传，我们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海外报道的消息部分坚信不疑。但是，我们都会认为其他的评论也好，批评和指责中国政府的部分也好，出发点是为了批评和指责，虽然能够对中国政府起到压力作用，我的意思是出发点应该是放在帮助中国的老百姓争取权利，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改善人权环境上。那样的话，中国的老百姓就会对评论部分感兴趣了，也不会觉得失望了。”
我要求付慧萍女士继续谈谈具体一点的想法，及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帮助。付慧萍女士说：
“总体上说，我们关心辽阳事情的人，每天，不，每时每刻都抬着头希望获得辽阳‘打胜仗’的消息，其实辽阳的工人抗议示威在许多方面还是打了胜仗的。比如，政府答应了部分工人提出的条件，政府抓走十几个工人代表之后，几天之后大部分被抓的都放了，剩下姚福信一个人没有放，而且工人一直坚持抗议示威，政府现在拿工人集体的行动有点无奈。这些都是我们希望了解的，‘大胜仗’的消息是鼓励士气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获得‘大胜仗’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关心这些‘胜’与‘败’是因为这些与我们自己切切相关，因为我们也许有一天也要进行类似的抗议、示威活动。”
“我刚才说的我们等待着了解的消息很少能够从境外的电台或者其他的媒体了解到。除了我先生了解我们在国内的人希望了解什么，在电话中说一些鼓励的评论和分析之外，我们几乎不能从其他境外的媒体得到这样的评论和分析。不但没有，而且相反，比如报道了辽阳被抓走十几个工人之后，除了姚福信外都被释放了就不报道了，我们只能从报道中不再提到其他工人被关押的情况来猜想其他人都被释放了。又比如，评论中说辽阳工人的抗议示威，共产党政府采取了安慰手段暂时缓解工人和政府的矛盾，其实工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共产党报复性的镇压就在后头，等等，这样的评论并不准确不说，这样的评论是打击士气的，他们为的是批评指责共产党的政府，但他们的批评指责管他们的批评指责，对我们来说，是失望的，因为这样的评论让我们觉得自己一点希望也没有，也做不了什么。”
是啊，改变中国百姓人权状况，不靠中国老百姓自己用行动来争取，能靠什么呢？靠海外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指责和压力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付慧萍女士的谈话，可以让我们回想这样一个古老的教诲：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我们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致力于改变中国人权状况人士、希望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有一个改善的人权状况的人士，是不是经常能够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来想想中国的老百姓究竟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呢？
付慧萍女士的谈话还告诉我们：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应该做的地方，必须注意到帮助中国的老百姓树立争取和获得自己权利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