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一份关于2002年中国大学的排行榜在高考前夕再度出世，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到底是谁炮制了这次的大学排行榜？这一次的排行榜是否可信？他们的真正目的又何在？
据21世纪人才报6月5日报道，在不断追踪下，关于2002大学排行榜诸多台前幕后的纷争开始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没想到的是，最后连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也牵连近了这场是非中。
在媒体公开发布的信息上，这个大学排行榜的署名都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课题组的领导人是该院的研究员武书连。于是从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入手，开始调查。拨打位于广州市的广东管理科学院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在人民网上武书连留下了一个深圳的电话，拨通这个电话，对方的回答令人感到非常□惊，接电话的一位男士说他们那里是深圳天融信网络安全公司，“武总”现在不在公司。做研究的“武老师”突然变成了“武总”，而且还跨行业地经营着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这是怎么回事？接电话的男士不肯再多说，只推说这个问题你直接问武老师吧，然后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武书连的身份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广东管理科学院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天融信公司也找不到武书连，线索到这里似乎就断了。这时，调查者又想起了另外一条线索，在人民网大学排行榜的专栏中，所有排行都只是公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如果想看到完整的排行榜，却都指向一个名为大学园的网站。
整个大学园网的中心内容就是大学排行榜，尤其是刚刚推出的2002年大学排行榜，其内容几乎覆盖了首页的全部版面。在首页最显要的位置上，有一个关于收费说明的链接，详细信息只对交费的会员用户提供。首页的右下角，武书连果然又出现了，这一次他是以大学园网首席学术顾问的身份出现的，同时出现的还有大学园网的首席执行官翟应龙。
翟应龙：陕西财经学院统计学系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投资司， 1985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出国留学生培训部，1988年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派往日本亚太经济研究所作研修员，专攻数据库管理与系统设计。
从大学园网的公司简介来看，大学园网和另外一个中华神农网是共同隶属于一个名称为北京国立中网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大学园网是国立中网的项目之一。于是立刻和这个国立中网联系，下午3点30分左右，终于和翟应龙取得联系，并约好马上在国立中网的公司见面。
国立中网位于北京海淀区海涛创业中心，推开这个没有任何标志的房间的门，整个国立中网就尽收眼底了。这个房间总共也不过几十平米，包括翟应龙在内所有的人员都在这个房间办公，靠墙有几台电脑，大约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翟应龙背对的墙上贴着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旁边的墙上则贴着邓小平的金质画像，其它的墙面上贴着一些具有像征意义的漫画。这个办公室环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参杂了翟应龙个人风格的机关办公室。
看到这个一共不足几十平米的房间，调查者有些疑惑，眼前这个人与大学排行榜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2002中国大学排行榜会是在这里炮制出来的吗？眼前这个翟应龙与武书连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外表看起来并不太像商人的翟应龙面对一连串的问题，马上做了解释：“2002年大学排行榜是我和武书连两个人合作推出的项目，只不过发表的时候都是以武书连和大学课题研究组的名义来对外公布，而经营方面的业务则由我来全权负责。武书连带领的研究组研究基地在深圳，地点就在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公司深圳分公司，那里有个100多平米的研究室，这个公司由我个人有参股，深圳分公司的收入主要就用来给课题组提供经费，武书连在那里并不负责实际上的业务工作，这就是‘武总’的来历。”
“至于我和武书连的关系嘛”，翟应龙略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们是典型的‘以文会友’，我酷爱统计学，在统计学方面出版过不少专着，武书连偶然看到我的研究，很高兴，于是我们两人先是书信往来，后是见面相谈，我们一个是搞统计的，一个是搞数据的，对大学研究着迷得都是一塌糊涂，臭味相投吧。”
不过翟应龙的话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却似乎很有漏洞，这样的一个公司，会去租用那种一天一万美元的数据库吗？还有，既然他自称自己也是大学排行榜的合作者，那为什么公开发表的排行中却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呢？
百思不得其解，一天之后，武书连从广州打来的一个电话彻底推翻了翟应龙的“供词”。武书连在电话里很是激动，他非常的气愤的指责翟应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没有一句真话。”
武书连在电话里把翟应龙的“供词”彻底推翻了。“大学排行榜的知识产权属于我个人，如果需要证明广东管理科学院可以开具这个证明。大学评价的研究方法也完全是我个人的，大学评价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也都是我自己写的。我成立大学课题评价组的时候根本就不认识翟，他对这个项目的贡献更是‘零’，我与他的关系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愉快，这种合作也不是独家的。”
当记者询问武书连，是不是翟应龙出钱供课题组研究的时候，武书连似乎因为过于气愤，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又拨高了一节，“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广东管理科学院出的钱，还有一些是我和课题组成员的个人投资，翟从没对这个项目出过一分钱。天融信和他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没有他的股份，是我和朋友一起成立的一家公司。我毕业于清华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对网络安全很感兴趣，我在天融信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实际经营着这家公司。如果我对这家公司没有贡献，难道公司会白养着我吗？”
最令武书连生气的是，翟应龙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清华、北大、浙大都请他去讲课，“清华、北大、浙大根本就不知道翟应龙是谁，也从来没有请过翟，清华倒是请过我两次。”
一前一后，翟应龙与武书连给了记者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正当记者再次陷入疑惑之中的时候，翟应龙却一次一次打电话给记者和本报，兜了很多圈子，说了很多套话，翟应龙透露出来的意思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武老师说的为准”。
事实上，武书连最早有了对中国大学进行排行的想法是在1990年，那时侯他在写一篇《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研究》的论文时突然感到一丝困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对这些校长的成绩进行评价，这时他想，如果能对这些大学进行排名，就可以从这个校长上任和离任时该大学排名的变化反映出校长的成绩。
当时武书连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而教育管理理所当然也是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围，于是1991年，广东管理科学院成立了以武书连为首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
武书连自己更愿意称这个研究为大学评价，而不是排行，因为他认为整个大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是一种评价者的主观观点，当然如果做的好的话它就有了科学性，有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91年，课题组向全国150所高校的203位专家进行了三轮咨询，咨询的对像主要是这些大学的校长、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大学科研处处长，并于93年6月30日发布了《中国大学评价━1991研究与发展》，正是在发表了这个研究之后，武书连才认识了翟应龙。
此后武书连的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过，97年，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采用德尔菲法在半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中国高教评估领域最大规模的专家咨询。专家资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经3轮4448人次的专家讨论，最终确定了各项科研成果的权重。
从93年开始，武书连领导的课题组就开始向包括国家教育部、美国科学情报所等在内的国内外的专业数据库购买数据，并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后加以采用，同时开始建立大学评价的数据库系统建设，前后已经投入了大约有150万的资金。
开始武书连的确只把这做为一项学术研究，但是最近一两年，随着排名体系的日渐成熟，武书连觉得有必要把他推向社会，为社会服务。正好这时候翟应龙到了深圳，和武书连谈起他的网站，于是武书连也未做更多考虑，就同意了与翟应龙的合作，双方正式的合作是从2000年11月份开始的。但是武书连对双方的合作一直非常不满意，原因是翟应龙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做他应该做的工作。
尽管武书连的大学研究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的大学排行榜也从97年就开始推出了，但反而是后来网大打出的一份大学排行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得到了社会上更多人的广泛关注。提到这个问题，武书连毫不讳言地宣称，“网大的研究体系抄的是美国的，研究成果则是抄袭我的。”在武书连发给记者的Email中，他指出，
“2000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和网大（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青年报》发表《2000中国大学排行榜》。该排名也沿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评价体系，有16项评估指标，其中科研成果指标得分直接抄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1997年发表的研究结果。200多名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该排名大学学术声誉调查。”
武书连曾经因为tom公司侵犯其2001年大学排行榜的事情将tom告上法庭，那么对于网大的抄袭他为什么没有提起诉讼呢？武书连对此遗憾的表示，不是他不想诉讼，而是因为“网大是未经工商合法登记注册而成立的，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不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案件由此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这个结果不是他自己求证的，而是当年那个在海南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郭军辉律师被法院驳回起诉时海口市新华区法院对该案的裁定。
这个意外的发现再次令记者赶到□惊不已，本着谨慎、求实的新闻原则，记者立刻致电位于深圳的网大（中国）公司位于深圳的总部。
网大深圳公司答复是：当年大学排行榜的实际运作虽然是由深圳的网大公司在做，但却是以网大（中国）公司的名义发布的，这是一家在心血管注册的公司，现在已经更名为网大教育控股有限公荆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