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字来看，过去数千元可称“大案”，现在成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者亦屡见不鲜，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尚未追究查办者不知又多少，绝大部分干部的工资不高，皆在薪数千元，高者不过上万，但很多人却有数十万、数百万的家财，如果认真清理其来源，还不知要清出多少贪官污吏。
中国的腐败者们不断翻出新花样，细细考察一番，当前又有几个新特点：
⊙ 挥金如土，崇尚豪华
新一轮腐败表现多样化，官员们一方面追逐金钱，另一方面崇尚奢华，带动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最为突出的是集团消费急剧膨胀，公费吃喝、公款旅游惊人。
近年来，集团消费尤以小汽车、移动电话、无线传呼机的购买量上升最快，有的官员连进口的“蓝鸟”也不愿坐，专要高档豪华“奔驰”、“宝马”。东北某省半年时间内购小汽车的钱竟达全省年财政收入的１０％。各种进口小汽车在全国的大中城市穿梭往行，社会上的口号是：没钱靠借款，也不坐“国产”。由于竞相追逐进口车，走私车生意因而红火。
据统计，全国每年仅公款吃喝、旅游消费就超过一千亿，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吃喝之风下，不少酒店餐馆推出“豪门宴”大赚其钱，广州甚至玩出“黄金宴”的新招，用２４Ｋ黄金打成万分之一毫米的金箔加入菜肴食用，这种“黄金宴”在一个月内竟然售出一百多席。在公款旅游的浪费上，北方某省不到半年就派出六十六个公费旅游团。不仅以考察团为名的公费旅游盛行，单位头头还可以从垄断境外旅游的公司获得大笔回扣，某市建委主任组织系统内房地产公司南韩考察，一次即轻而易举得回扣近十万元，旅游公司为其避嫌，连收条都不用他打。
如果要评选中国官场的第一“赌神”，非马向东莫属－－沈阳市常务副市长，他一夜成名，创下了贪官另一项“腐败纪录”，狂赌：９９年６月底马向东到澳门豪赌，一夜之内就输掉三千六百万港币，还面不改色心不跳，据调查，他澳门赌场两年累计输掉近四千万元人民币。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国利，上任半年多，贪污受贿额高达二千二十多万元，平均每天鲸吞十万多元。
腐败分子一旦敛获钱财，就转而挥霍无度。辽宁东方证券公司综合业务部经理黄振江携带巨款潜逃哈尔滨两年，其间包了一个小姐，每星期支付对方七万元。海口市振东城市信用社会计吴干福，８个月鲸吞公款七百二十万元，送情妇礼品出手就是五万，聚赌出手就是二十万、三十万，还用两百万一次购买了四辆豪华轿车，组成车队招摇过市、兜风摆阔。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宝驹，不到三年挪用、侵
吞公款近两亿四千万元，一人坐拥四个情妇，仅在第四情妇身上就花费一千八百四十万元，他出入豪宅、乘坐名车，有大量的钻石名表，在香港赌马一次就输掉三百多万元港币。
⊙ 扫黄创收，繁荣娼盛
东北某省的一次党代会上，有的代表对城乡市镇“美女云集”的现象提出批评，省委书记的答复竟然是：“不要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没有她们在各个角落活跃，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还会来吗？”而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所有的卡拉ＯＫ厅、歌舞厅、咖啡厅、酒吧，几乎没有一家不搞“时装表演”的，此类“表演”无一例外是“透明三点式，披块花手绢”，而这个发明者居然还是沈阳市的原公安局长，因
为他是某间歌舞厅三个秘密合资者之一，如今已因索贿受贿罪而锒铛入狱，其索贿受贿的金额创下了建国以来中国公安战线的最高纪录。
几年前在东北辽西地区发生一桩震惊全国的所谓“扫黄”案，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及其领导下的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为“创收”开展规模浩大的“扫黄”运动，公安人员与三陪小姐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即“培养妓女勾色鬼，公安出面抓嫖客”，内部规定抓一个嫖客罚款五千元，小姐举报一个嫖客奖励二千元；有的公安干警甚至指使自己的妻子和姐姐妹妹当小姐“勾引”嫖客给自己抓，自然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当年出现的奇怪现象时，阜新市公安局扫黄工作“成绩”最大，创收最多，然而阜新的“小姐”们也越来越多，一时“阜新小姐”名扬全国，辽宁省曾有一段民谣：“阜新车站大楼外，拉客小姐一排排，假若小姐不出来，警察财路哪里来？”一场劫掠下来，金钱堆成了山，冤案也堆成了山。虽然“扫黄”运动上缴国家财三亿多元人民币，但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金钱却揣进了腐败分子们个人腰包。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一点都不逊色于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
⊙ 买官卖官，购销两旺
“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有些地方发展到明码标价的地步，其“市场交易”方式多为先将钱财拱手送上，而后等待官爵。能够直接向一把手购买，保险系数最大。以走私猖獗而闻名全国的华南西部重镇湛江，想买官如同到农贸市场买菜一样方便，你“舍得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几十万买个科级，上百万买个处级，哪怕只花十来万，也能弄个公安民警干干。
１９９７年末，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被揭出一桩“卖官案”：个体户蔡登辉用了四十三万元，在短短一个月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摇身一变成为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后又迅速调入普宁华侨管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山西有个“九品县令”王虎林，在中国官场中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短短一个月内就卖官鬻爵、“
突击批发”官帽二百七十八顶，他刚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
阴沟翻船。
河南安阳也是一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先后出了两任腐败市长，皆因卖官鬻爵琅铛入狱。９１年的副市长朱振江，受贿后协助行贿者提拔升迁十八人，受贿款额二百二十三万余元；９４年杨善修升任安阳市市长，卖官行径到了明码标价、来者不拒的地步，共受贿人民币三百三十九万元，美金三千三百元，受贿后提拔干部十八起；后来此地又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卖官第一案”－－滑县原县委书记王
新康卖官鬻爵案。卖官鬻爵这种丑恶现象，目前大有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的迹相，从贪官手中买来的“官”，必定也是贪官，不少人一旦官爵到手，便迫不及待“捞回本钱”。
⊙ 安排退路，巧取豪夺
当官“很累”，一是要上下左右应酬，为升迁寻找“护身符”，没有钱办不成事。官场几年一换，竞争厉害，于是比着赛花钱，腐败官员们在这种事上花钱有很多门道，不是圈外老百姓能晓得个中奥妙的；二是官员要为自己的退路早做打算，知道提拨无望，就忙着谋退路了。退路就是捞钱，没钱也就没有退路。当官可以用权当钱使，无官无权了，钱就可以换权来使。这种常常让他们铤而走险。
捞钱的办法很多，给自己老婆、孩子及亲属批项目、批贷款、批紧俏物资、批土地、创办个公司、安排个职位，等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为找退路，均使出看家本事，无奇不有，陕西铜川市就有一件“奇闻”：铜川市郊区人事劳动局局长陈某，为其年仅１４岁的儿子办理“招工”手续到市纺织厂，但陈子并未去该厂上班，不久陈又将其子调入郊区工商局领导干部岗位，还去陕西工商学院脱产学习两年，获得大专文凭，接着又调入郊区技术监督局，最后在乡镇换届时，又被“选”任为
郊区高楼河乡副乡长。
有一大批干部是临近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的，很多人步入老年，存在“付出多、得到少”的心理，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临到最后一班岗，不捞白不捞。五十九岁的广东东莞市打私办主任王兆才，在临退休的前两个月，疯狂索贿赂受贿，索取和收受走私分子金钱共计人民币９５万元、港币十三万元。上海宝钢集团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赵超，“看到已退休的许多同志因消费指数上升，生活水平在下降，于是才想到了自己”，因而萌生“不如趁有权的时侯多赚点钱防老”的想法，大肆收受贿赂。这种退休前紧捞一把的现象，被称为“五九现象”和“最后的疯狂”。
⊙ 夫唱妇随，沆瀣一气
夫妻“同气相求”、共同索贿，乃是腐败一大特色，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及其妻刘经梅就是一对“典范”，严指使副市长杨启周等密谋杀害市长，东窗事发，严妻银行行长刘经梅被查出大肆贪污受贿，并有超过五百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夫妇均被判刑，震惊全国。
海南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及其妻子，也是东方市中国银行支行行长符荣英，五年里二人索贿受贿人民币一千二百十七万元，以及大量美元、港币、新加坡元、马来币、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金手镯、金条、黄金、金耳环等等，另外还有超过一千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戚火贵被判死刑，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本来廉洁，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躲避送礼，但其妻侯水娥对丈夫拒贿非常不满，一再煽动，最后夫妻双双入狱。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个年轻二十二岁的妻子马玉龙，对马百依百顺，一篇报道形容他们“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结果也是双双入狱。这类腐败夫妻如今在中国俯拾即是。
⊙ 舔犊护子，移民海外
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后，中央大肆宣传所谓“失权的悲惨”，令党员干部皆担心自身处境，不但及时享乐，而且是“此身已矣，子女何堪”，要为他们设想，除了放胆搂钱，新的时髦是笼络、接触海外人士，签订“丧权辱国”协定，让外商得利，以换取子女出国，也可崖У绞值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