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中国在经过了15年的艰难跋涉后，如愿以偿地于去年的12月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理论上来说，这不仅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绿色通道，而且还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国际市场规则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乐观主义者认为入世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政府的公开性和国际责任感。但是，悲观主义者却认为此举有可能会增加中国的失业率，动摇财经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
其二则是即将在2002年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共将完成新旧领导班子的交接。在过去的20年内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老一代领导人将把重任移交给更加年轻、政治思想更加开放的一代。当然，新一代的领导人也许会更加倾向于敲响民族主义的战鼓，将海峡两岸、中美以及中日关系推向对抗的边缘。在中国近些年的历史中，外界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预测很少像现在这样模糊不清。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攻坚阶段。但是，人们对中国入世的厚望或着说是恐惧以及对新一代政府领导人的展望都颇有些本末倒置。中国现在的发展道路至少在近几年内都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谈论中国的经济方针是否会在近期内有所调整，最主要的是要看中国政府在改革的这个最具决定性和艰巨性的阶段中如何具体操作。在这一时刻，政坛交接给领导人带来的分神将很有可能加大改革失败的几率。而失败的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社会混乱，这一点是中国的领导人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一直尽力避免的。
世贸组织对中国的要求要远比它的前身－－世贸总协定－－给成员国提出的要求严格得多，当然也更加难以达到。入世协定要求中国开放自己令人羡慕却一直笼罩着保护面纱的所有产业市场，比如银行、保险、通讯和农业等等。而降低某些产业的贸易壁垒，便意味着增加国内的失业率；同样，一些产业的开放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实际上。关税对于中国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已经是关税率最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更加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引入更多的新机制，以便使其能够真正地以市场经济自居。无论有没有入世，中国都需要适时而变，以保证其改革过半的经济大厦不至于瞬间坍塌。为此，中国必须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尽管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官方统计数字为7.3%，但是对比迅速上升的失业率，这样快的经济增长仍显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中国需要每年创造800到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比90年代后五年的水平还要多出550万到650万个。这样的估计仍不失保守。现在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很可能一直维持在7%左右，这比中国90年代末期的水平要低了1.5个百分点。
在过去，中国曾一度依靠解放曾经被禁锢了的产业生产力来促进经济的繁荣（先是农业，紧接着是小型私有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现在的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次轻易地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必须使劳力以及资金的市场分配更加地有效合理，而这样的目标极易因政府在市场中的过多参与而遭扼杀。举例来说，主导着中国银行业的国有银行，在一定政治因素的促使下，令大部分信贷资金都流入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是关乎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国民命脉，因为全国45%的城市工人就业都要由国有企业来解决。
从证券上市到破产认定，各种各样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政治因素的羁绊。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描述中国商业环境的著作－－《中国梦》中，作者乔·司徒德威尔指出中国在90年代的年均破产率只有0.05%，仅仅是美国水平的1/20。中国两家证券市场如今已经有10年的历史，但是仍然仅仅只是国有企业的活动舞台。大多数的股票都控制在国有公司或是国企职员手里，普通的买家很难影响到企业的操作和运转。一位熟悉中国市场的私企商人称中国的证券市场“先天不足”。
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强劲有力的内需支持，但在过去的四年中，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5%）的人均收入增长一直停滞不前。唯一的长远之策是将这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至少有1.5亿人口）转移到其他的产业中去。但是为乡镇企业筹集资金的农村信用社相继破产，而城市工业甚至还无法为城市人口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就更不要提那些源源不断涌进城内的民工大军了。
当然，随着国外投资的流入、出口贸易的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经济必将大受裨益。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中国经济最首要的还是要依靠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内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源于政府的财政投资。顺理成章的，国债的数量也会高速增长。国债，再加上国有银行的坏账以及福利负担，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
附
香港南华早报二十二日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禁止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六月十五日一期在中国的发行，因为这一期刊登了呼吁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触犯了中国当局。这期杂志刊登了一组对中国的深度调查文章和题为“开放中国政治自由”的社论。而中共中央宣传部几天前下发的内部文件列出三十二条“报导纪律”，加强对媒体控制。
作者迈尔斯透过亲身走访的调查方式，先从北京领导人已经日益缺乏领袖魅力，并开始迈入集体领导谈起，随后分析农村自治为民主扎根，再转入经济角度，描述大笔呆帐的银行体系，农村及城市工人的不满日益升高，皆已蓄积一股不满的动力。文章说，中国为抵御外来侵略筑起高墙，但忽略了其实最大的战役可能是发生在国内。
这组调查文章的作者、常驻北京记者迈尔斯（James Miles）说，同中国相关的文章通常在上报摊之前就被撕掉，但这是整个一期杂志首次被完全禁止发行。
他说，“我怀疑是因为这一期关于中国报导的页数太多－－包括封面和头条－－过去部份禁止的做法已经不行。” 中国调查包括迈尔斯写的一组八篇文章，在中国领导人交接的敏感时刻发表，为了达到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文章强调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六月十五日这一期的文章包括一些敏感话题的意见，包括如何对待法轮功弟子、一九八九年民运和对中国两个新兴股票交易所的强烈批评。迈尔斯说，“很难说什 内容会被审查掉。”
他说，“他们经常撕去看起来毫无争议性、没有任何官员评论的有关中国的文章。”
经济学家杂志亚太地区发行部主任巴克（Peter Bakker）说，预计这期被禁止，这家杂志首先通知发行商检查。“我们上个星期五首先给中国国家出版社打电话，他们这个星期三告诉我们发行不合法。”
巴克说，负责经济学人在中国流通的中国国家进出口出版公司（ＣＮＰ）通知他们上头的决定，但ＣＮＰ对此则不予置评。据了解，中国主管出版的有关当局定期都会检查外国发行的杂志，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负面报导都常会被查禁或没收。北京政府对于外国媒体一向抱持着高度质疑，虽然不久前一些美国报章网站的封锁，突然在没有事先说明任何原因之下宣告解除。
中国国家出版社是政府经营的公司，在北京独家发行外国报刊，也是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服务机构。
巴克说，这家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为三千一百份，大约一千份是在五星级酒店出售，这一部份被禁；所有定户都收到了杂志。
巴克说，经济学家不会为了讨好中国的审查官而更改封面故事内容。他说，在中国的发行仅占该杂志每星期发行量一百三十万本的一小部份，它的编辑政策是内容重于讨好任何一个国家。
他说，“如果文章有足够的份量，就被选上封面。如果我们触犯了某些人，我们决不让步。”
今秋中共将举行十六大，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将进行换届，在此敏感时刻，对于政治言论的监督当然更为严格。对于中国的查禁动作，迈尔斯表示 “这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经济学人在大陆发行量非常少，一本五十五人民币的售价，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民来说是相当昂贵的。”他表示，“这除了做做样子外，我们难以看到这对于在中国之内的消息流通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外国新闻媒体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查禁，去年李光耀回忆录也曾遭到查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