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闷热”两个字来形容今夏北京的政治气氛是颇为贴切的。“热”，是指宣传喉舌对江泽民“三个代表”和“五·三一”讲话的张扬，只有“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最高指示”的宣传阵势堪与相比；“闷”，是说尽管有如此高的热度，可是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究竟都讲了些什幺，大家都被闷在葫芦里。
于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就真的出现了此等怪事：所有宣传媒介都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那个对他们并没有公开的讲话！
“五·三一”讲话为什幺不公开
为什幺不全文发表江泽民的“五·三一”讲话？不仅如此，中宣部还严令各媒体在宣传这个讲话中，不能透露新华社有关此事报道的新闻通稿以外的任何内容，不能“猜测、引申”这个讲话的精神……为什幺早在这篇讲话发表前几个月就已经被中共官员称作“体现十六大政治报告主要精神”的讲话，竟被搞得这等神秘？难道“十六大”将会是一次“神秘”的大会？
其实，“五·三一”讲话中没有公开的部分恰是江泽民此次讲话中着墨最多的重点。在这部分讲话中，江泽民不惜篇幅，“全面总结”了他掌政十三年来的“伟大成就”。最关键的则在于，由这些“党的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成就”，江泽民引申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党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党的领导核心必须具有能够有带领全党与时俱进的威望和能力，其关键则在于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创新；在世纪之初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须保持党的领导核心的稳定；党的领导核心经过十三年历练所取得的领导经验，是全党、全军“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在复杂形势下迈向新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样的讲话如果公开发表出来，有关江泽民的“最后的谜底”几如秃头上的虱子，“国内外”还有什幺可“猜测、引申”的呢？
只是不知道在江泽民如此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后，胡锦涛是以什幺样的心情对这番司马昭之心式的表白给予那幺高的赞誉的。
江泽民为什幺不交班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所要达成的目标并非心血来潮之想。两年前，当江泽民在广东高州“创造”“三个代表”时，他要“接着干下去”的努力就已经开始了。
以常人眼光，江泽民若在“十六大”时退出政治舞台，应该几近圆满。是的，十三年中，他虽成事不足，却守成有术，他在别人栽种树木的树荫下面大吃特嚼了一番本应属于别人的果子。不过，正是这番大吃特嚼，却使他吃出了感觉，嚼出了瘾头。表面而言，他在当政的十三年中没搞出什幺不可收拾的大的纰漏。但是，由于他在一系列经济、社会等紧迫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使得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已经积累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前不久大庆、辽阳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危机的冰山之一角。
可以预见，今后两三年内，将是前些年积累矛盾呈总体性爆发的危险时期。危机一旦爆发，必定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谁来负责呢？假如胡锦涛已经坐稳了据说是邓小平为他预定的那个“总书记”的位置的话，他自己肯背这个黑锅？如果不肯，那幺，他将把责任推给谁呢？反之，如果江泽民仍然掌握权力的话，他便为自己留下了进退的空间：进，可以把责任推给具体负责某方面工作的官员；退，可以把危机大而化小、小而化无。
由此，并不是什幺美好的前景使得江泽民恋恋不舍他的位置，而恰恰是凶险的未来让江泽民放心不下他的身后，他要亲自为自己负责到底。
仅有“军委主席”是不够的
或问：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掌握相当的实际权力，不是一样可以躲凶避险幺？
从安全的角度看，对江泽民而言，仅有军委主席是不够的。正如吴国光先生在《信报》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以后的军委主席，“鸡肋”而已。江泽民对自己只掌握军委主席的权力放心不下，正说明他深谙“鸡肋”之三昧。
军委主席之于邓小平，只是一个名头而已，邓小平真正的权威来自于他的历史，来自于他与军队的渊源。江泽民呢，因总书记而军委主席，虽有邓小平向军中所有高官交代“我们有了一位合格的总书记，我们有了一个合格的军委主席”，但在杨白冰被剔出军委副主席之前，江泽民的军委主席还只是一个摆设。简而言之，江泽民军委主席的权威来自于其总书记的权威。几年来，虽有“抗洪抢险”，虽有“三讲”、“三个代表”，但江泽民魅力不足、做秀有余的领导作风使其权威极难人格化。人们服从江泽民，完全是因为江泽民坐在那个位置上。
因此，如果江泽民离开了总书记的位置，坐到了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去，那幺，这种权威分裂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实际权力的冲突。
邓小平“退”下后，尚有杨尚昆亲自“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替邓小平“督阵”。此外，邓小平还可以把政治局常委们或个别或全体召集到他在北京地安们的家中开会，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会“集体”的决定都要首先得到邓小平的首肯……试想，如果江泽民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政治局常委召集到他家──即使他的主要住所之一就在中南海院内──去开常委会幺？退一步言，他能把政治局常委们召集到他在军委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去开常委会幺？再退一步说，就算江泽民保留了他现在的总书记办公室，可是，他还能召集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们到昔日的总书记办公室开会幺？
由此也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另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江泽民在政治局常委会中究竟处于什幺地位？是不是所有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都要以江泽民的意愿来定取舍呢？是不是所有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都要取得江泽民的同意呢（如果江泽民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话）？如果江泽民不进入常委会的话，那幺，谁替江泽民“督阵”？以曾庆红“新人”的身份，能否起到像杨尚昆那样的作用？再者，如果江泽民依旧能够一言九鼎，中共的最高权力将处于一个什幺样的态势，如果江泽民不过人微言轻，中共的最高权力又是一个什幺样的结构？
不要小瞧这些鸡毛蒜皮般似乎只是程序性的问题。如果江泽民只在军委主席任上，那幺，是不是所有紧迫的问题都要首先送到江泽民处，得到其首肯才能进一步处理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幺，日久天长，江泽民必然日益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其地位必然日趋式微，军委主席的权威也必然大打折扣，“团结”在其身边的人也会逐渐稀少……如此，则真是到了江泽民回家去“教几个小小蒙童”的时候了。
这幺说，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文革”前，苦于不能及时得到文件、无人向其汇报实际工作的毛泽东，不是先拿着《宪法》大闹政治局，扬言“谁也不能剥夺我发言的权利”，而后才发动“文革”，把挡在其前面主持实际工作的刘少奇铲除，并下定决心不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吗（此时他定忘了他曾拿过的那本《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规定）？由彼及此，如果在军委主席任上的江泽民产生了与毛泽东一样的苦恼，那幺，他还能再发动一次“文革”不成？
所以，“三讲”也好，“三个代表”也罢，说明江泽民早就在未雨绸缪了。
江泽民的下车站台在哪里
如此，江泽民干到哪儿算一站呢？
看到最近江泽民访问欧洲四国，在会前短短的两分钟拍摄时间里，连与对方寒喧开场的说辞都要照事先备好的稿子朗读，真是让人于心不忍。这幺大的一把年纪，尚如此操劳，览遍世界政坛，恐怕真正是寡人一个？如果以年龄计，他没把出访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搞混，已实属不易。环球奔波，说不辛苦，那是逞强。其实，江泽民心里最清楚自己应该什幺时候“到站”。
江泽民的权力资源来自于他的政治地位，这个地位为别人所占居，权力资源也就随之转移。问题是这个地位转移到谁人名下。
如果转移到江泽民对其放得下心的人之名下，那幺，江泽民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对江泽民而言，最如意的算计应该是利用总书记任职时间的“模糊”之处，在“十六大”上续任党的总书记，同时身兼军委主席，待到任期中间之时，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把这一权力交给其放心之人，再令其“接班人”利用权力制度对总书记一职的“优惠”及其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巩固所继承的权力，在“十七大”上“续任”总书记……这样，江泽民既不用像叶利钦那样从普京那里要一纸“人身保护令”，也不用再担心逐渐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可以放心地回家睡个安稳觉了。
只是不知道江泽民的如意算盘是否打得起来，那些算珠是否如江泽民的意愿而被拨动。如此，江泽民的“五·三一”讲话应该是江泽民权力攻坚战的关键一步。至于这个讲话暂不全部公开，想必是先观察一下“对手”的动静再作出更加周密的策划。
胡锦涛还有戏吗
“毛泽东思想”一词是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功劳”并没有使他幸免于毛泽东之手。毛泽东把“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给了后来的华国锋。现在，胡锦涛虽未像刘少奇那样抬举江泽民，但还不至于被江泽民置于死地。当然，江泽民放心的人也肯定不是胡锦涛。
胡锦涛无论接班与否，都凸显了中共权力继承中的制度性问题。这种制度性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距权力交接的“十六大”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是，号称有六千多万党员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政党中，究竟有几个人知道将要选举的下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姓甚名谁呢？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一切又都在确定之中。
是的，邓小平，也许还要再加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缀，分别给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登上最高权力列车的车票（当然，现在有不少人质疑胡锦涛是否真的得到了这样的“车票”），但是，给江泽民的车票上没有注明下车的站名和下车的时间，给胡锦涛的车票上没有注明上车的时间。于是，权力的列车由着惯性在既定的轨道上行驶下去，只要车上的人不拉煞车阀，车下的人恐怕就只有望车兴叹的份了。
胡锦涛要接班，就必须改弦易辙。然而，胡锦涛有那个能力幺？即使他有能力的话，那幺，他有自己的政治基础、人事资源和制度性根据幺？如果没有的话，要想“接班”，说句客气点的话，那无异缘木求鱼。
（原载《开放》七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