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沧桑之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下）

4、中共的两套纲领与两套语言

可是，《历史的先声》这本书毕竟与众不同，因为它所收录的那些文章，不但大力鼓吹民主，而且在“民主”的前面从不加上“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它所鼓吹的民主，正是被共产党自己反复批判的所谓“一般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其中不少文章甚至明确地把英美视为民主的范例，频频引用林肯和罗斯福的语录。单看《历史的先声》，今天的读者很难相信那些文章竟是出自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机关报。无怪乎这本书在两年前国内出版不久就遭到当局查封，好象一个负心汉见到别人翻出当年的海誓山盟恼羞成怒。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中共后来背叛了当年庄严的承诺，但问题还不如此单纯。这里涉及到中共的两套纲领和两套语言。

所谓两套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根据这两套纲领，共产党可以心安理得地今天做一套，明天做另一套--与时俱进嘛。

李慎之写道：“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在民主问题上是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头天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天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搞集体化公社化，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出尔反尔是翻云复雨是欺骗背叛。他们认为这是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结合，这是从最低纲领过渡到最高纲领。

关于两套语言。共产党历来有两套语言，一套对内语言，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用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逻辑，说服、教育和灌输自己的主张。另一套对外语言，即统战语言。这套语言很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尽量借用对方的概念和对方的逻辑，说服和诱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

《历史的先声》一书共收入九十一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四篇是取自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其余主要取自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这就是说，当年中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在“国统区”发表的，是写给那些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外的人看的，所以它尽量使用第二套语言即统战语言。

对中共而言，使用统战语言乃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争取所谓中间派的降格以求。因此，不论他们在表面上说得多动听，显得多诚恳，骨子里却未必把那套价值当真，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还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在统战对象方面，事后常常有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而在共产党信徒方面，却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在蓄意骗人。共产党在“国统区”宣扬美式民主，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典范当然是苏俄，如李慎之所言，一般“‘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民主与苏式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

5、革命压倒民主

李慎之认为，四十年代的中国，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革命压倒民主。他指出，在当时，“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李慎之说：“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

李慎之指明的这一点本来根本不是问题。当年，左倾青年投奔延安不是都叫做“投奔革命”而不叫做“投奔民主”吗？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革命”一词神光褪尽，“民主”一词重放光彩，一些有自由化倾向的党内知识分子，在解释自己当年为什么投奔共产党时，每每归结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向往，好象他们当初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民主。应该说，李慎之的文章对此给出了更平实的说明。

人总是愿意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否定自己总是痛苦的。李慎之敢于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深刻剖析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迷误，表现出高贵的道德勇气和诚实的理性精神。我尤其欣赏他对自己青年时代思想迷误的理性剖析，我认为那比一味地从道德上自我谴责重要得多。当然，这话也只适用于李慎之一类人。他们当年的失误主要是在认识上而非道德上。

从李慎之深刻的反思，我们可以引出许多教益和启示。譬如说，那些主张“两个文革”的朋友们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理论呢？不错，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也抱有某种朦胧的民主追求，但是，除开极个别的人物，绝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都是含糊的、混乱的和错误的。另外，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民主并不享有特别崇高的地位；在民主之上还有革命。声称有两个文革，其中一个是“人民的文革”，这就象宣布当年有两个共产革命，其中一个是“人民的共产革命”一样不能成立，甚至更不能成立。

李慎之是时下大陆知识界自由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注意：我这里说的自由主义，并不包括那些为权贵私有化作辩护，以经济自由的名义否定政治自由的所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对手是“新左派”。从表面上看，新左派并不讳言民主，有时候，他们还高调呼吁民主。但是在新左派那里，“民主”的含义一向是含混模糊的；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总是对现行的民主制度(也就是通常说的西式民主)表示轻蔑和拒绝，摆出“超越”“创新”的姿态。正是在这一关键之点上，我们看到了新左派重蹈老左派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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