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回声报》评论文章指出，直到现在，人民日报刊出的一篇小文章仍有呼风唤雨的魔力，“既能让一个政治前景明朗起来，也能让它黯淡下去”。想必现任总理朱熔基还记得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2日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文章，那篇文章的署名者就是朱熔基。法国汉学家亨利．埃罗（Henri Eyraud）在他那本讨论当代中国问题的专着《中国的权威主义改革》里回忆说，其实朱熔基的那篇文章“无非就是把他以前饱受牵累的那些观点加以官方化”而已。就在这篇署名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年，曾被以“阴谋反党”罪名投入监狱好几年的朱熔基不仅恢复了名誉，还在中共十三大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
法国《回声报》回顾说，人民日报的历史是与中共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1929年起，在随后的20年间，随着各省地方报纸逐步被共产党控制，中共新闻箝制的手段也迅速膨胀起来，1948年在原中共党刊班子基础上扩大规模正式创刊的人民日报一跃而成为最大的全国性报纸，并从翌年起开始进入邮局发行渠道。从此，人民日报成为中共的正式机关报和宣传喉舌。人民日报正式创刊之初，编辑人员不到200人，多数是党员和党的知识分子，每日发行量仅一万份；现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多达2000人（其中一半是记者），发行量也达到300万份。
经历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共党报至今保留着毛泽东手书的“人民日报”刊头四个字。这四个字的来源，据说是综合了毛泽东在中共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四个新闻方针的内容：一是“共产党员”，二是“为人民服务”，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四是“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名称至今保留毛泽东手书，不仅仅是作为一份老报纸保留其起源期的历史特征，更主要是它标志着这份报纸本身的特殊地位：它始终是由中共权力高层定位的报纸，在体制内拥有几乎不可改变的“合法性”。
法国《回声报》在其题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卫道士》的评论文章里指出，即使是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民日报这种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依然牢固不衰，外国记者和政情分析家仍然继续在这家每期12版面的中共党报的字里行间搜寻政治信息，揣测中共哪些人可能失势，哪些人可能崛起。倒是中共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传媒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报受到无形冲击的难题。
《回声报》在同一天的另一篇题为《大众报纸冲击党报》的分析文章中指出，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标志着国家对某些部类不再承担财政义务，新闻出版业即是其中之一，由此催生了大量依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维持生存的地方性大众小报，伴随而来的是媒体风格的快速演变。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始终作为党的喉舌的传统大报相比，新兴的大众报纸更能回应厌倦了党报官腔的读者的需求。为避免遭到查封，这些发行量越来越大的“大众小报”通常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致力于发掘社会新闻的敏感度并制造“新闻效应”，借以扩大销路，经济回报率也相当可观。《回声报》指出，最成功的“小报”之一是北京共青团主办的《北京青年报》，其发行量现已达到50万份，色彩驳杂，善于追踪社会新闻，经常发表引人注目的文章。人民日报旗下一些难以为继的小报也被迫朝着这个方向蜕变。
法国《回声报》记者德．格兰迪（Michel de Grandi）获准造访了人民日报社。据他描述，走进人民日报社就像走进另一个世界。风格沉重的正门犹如一道威严骇人的关卡，跨进大门，你在街上感觉到的那个熙熙攘攘变化中的中国立刻消失在你的背后，你马上感觉到你置身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意识型态中国里。这里的建筑物与中国所有“单位”一样，除了工作场所，还有员工住宅，与大学校园里的宿舍一样。人民日报社的社长是由中共最高机构中央政治局任命的，其待遇相当于部长级。
面对外国记者对人民日报变化前景的提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江绍高毫不讳言：“其他报纸处理大的社会新闻，人民日报不处理这样的新闻。我们始终坚持一个明确的版式，那就是纯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用不着去跟别的报纸混到一起。”在《回声报》记者看来，这位副总编辑说的虽然是大话，但也不假，人民日报确实是一份不同于其他报纸的报纸，在报亭看不到它出售就足以明证它与众不同！其中的讽刺意味不难揣测，中国发行的大大小小报纸共有2000种，报亭销售是主要渠道之一，而人民日报无需推销，却始终作为党营大报君临全国新闻业，其专制地位可想而知。
据《回声报》分析，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不走报亭销售渠道，是因为其僵硬的面目限制了它采用正常的发行方式。人民日报的读者群事实上与共产党有一种特殊关系，他们通常是共产党体制内的官僚，或者一些既得利益者，在政治上或职业上已经爬到一定级别，在中央政府或省、市、县地方政府任职，或者是高等院校的校长、国营企业领导、大医院的院长、其他高级干部和军人等，他们不得不每天看人民日报，每天重复这种阅读党报的政治表演，以便保持他们在体制内的地位。至于另一种更为特殊的发行渠道（实为宣传方式）就是张贴在街道和汽车站附近的报栏，或者挂在单位的墙上。这也是人民日报填补其发行危机的一个办法。《回声报》文章指出，在这样一种仰赖政治机器特殊关系来保持读者的宣传手段之中，人民日报充当共产主义“道德卫士”不仅仅是这个铁血制度的一部齿轮，其角色远甚于一种政治建制。几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就曾亲自为人民日报再次定调：“人民日报的职责是为党和人民引导公众舆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动乱。”
但是法国《回声报》分析指出，江泽民为党报规定的这一框架也被今日中国的现实所消解了。因为在今日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要求人们奉守同样的价值水准，保持同样的理念和追求，已经不可能。随着国家向外界开放，随着居民生活兴趣的改变，人民日报那副政治说教者的老面孔也变得可怖了。不过，应该承认中共党报在求生存之中也有实力和新招，它从1997年起开办的“人民网”多少给僵化的人民日报带来了一点新气象。据说平均每天上网者多达1000万人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甚至达到1700万人次，是国内网民浏览频率最高的网站之一。
即使如此，人民日报也挽救不了其地位的式微。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机关报拒绝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个研究戏剧的教授这样说：“人民日报多年来没有变化，社会的演变也没能触及它。面对国家机器，我感到很弱小，所以我不读它。”另有一名评论家含蓄地描述说：“前不久我有机会面对一溜报纸总编辑。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有谁读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二是有谁经常读人民日报，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
《回声报》指出，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尽管还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人民日报，但民间普遍的心态是拒斥这份最高“党报”，因此人民日报失去读者是可想而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人民日报发行量达到高峰时每天发行800万份，现在它的发行量已不足300万份。官方的说法是300万份，但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认为最多只有200万份。即便这个数字属实，也不说明人民日报是一份有销路报纸，因为200万这个数字也是某种强制发行制造出来的“效果”。如果详察这200万订户的性质，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所谓订户实际上恰好是规定必须订阅人民日报的基层党支部、军队、各级行政机关和国营企业的总数。唯一荒谬的是，虽然中国的读者厌倦了人民日报那套意识型态“官腔”，这家党报的推销者似乎依然稳坐钓鱼台，至少在外国记者眼里人民日报还是了解中国政治气候的“信息场”。
人民日报虽然发行量大跌，但据说并未被资金问题所困扰。据人民日报总编辑王晨介绍，人民日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发行多种刊物的报业集团，并且介入广告、出版和其他传媒领域，在国外设有33个记者站，在国内设有38个记者站，据说已做到自负盈亏，不要党和国家的补贴。不过这位总编辑还是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相对于非官方报业而言，我们和所有文化事业一样享受退税90％的待遇：我们每年上缴3000万元人民币（360万欧元），其中2700万退回给我们。”
《回声报》认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中共日益僵化的执政者极有可能逐渐与他们的接班人相脱离。已经有一些人私下提出疑问：那些老是全文刊登领导人长篇讲话的报纸，如果没有人读，何必还发行呢？而较普遍的怀疑是：共产党传播意识型态还能不能行得通？清华大学记者培训中心一名领导人就认为，现在人们质疑的是“传播意识型态的问题”。他指出，“改革报纸也就等于触碰报纸的内容，可是现在还没有人敢这样做”。事实上，人民日报还没有显示出要改革的迹象。
《回声报》评论文章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共官方报纸若能有所改变，充其量也只是风格和栏目的小变化而已。譬如，继续保持沉郁严峻的黑白印刷还是增加彩色印刷，要不要开辟新的栏目之类问题。而报纸改革内容和扩大栏目必然涉及招聘更专门的人才。中共党报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准备。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江绍高说，现在该报90％记者是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即使来一个面部整容，它也摆脱不了中央的控制，它的主编还得参加所有的政治会议，被召去“感觉气候变化”。所以，人民日报作为中共集体伦理的卫道士，虽然已经不能垄断人民的意识，但它还会继续扮演意识型态定调人的角色，并约束其他媒体跟着它的谱子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