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内幕消息，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潘岳小组的授意下，放出下述气球，以探测各方面反应。
潘岳提出的政改方案有数十万言，江泽民已批示给政治局常委传阅。
据说，潘岳认为中共执政半个世纪，至今都是以革命党方式统治中国，这是中共凝聚力下降、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党政机关效率低下、腐败越来越严重、在国际社会得不到尊重的根本缘由所在。
在潘岳看来，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即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标志。中共不要害怕被别人视为“全民党”或“社会民主党”，相反应该借鉴社会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和成功经验，铸造良性的中等收入阶层与立体的市民社会，全面实行法治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中共党的执政宗旨。
不过，潘岳并不主张走政治民主化道路，反对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也反对搞军队现代化和西方的普选制度，而是吸纳新权威主义的某些政策构想，即在施政方式上让政治同经济分离；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强大的政府推行政治现代化改革。
潘岳原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婿，过去外界以为他的晋升与岳父有关，但他与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分居之后，反而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升为国家体改办副主任。原来，潘岳的父母亲与江泽民从四十年代开始即有私交，故江泽民有意提拔潘岳。而且潘岳曾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任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所以他同时属于“共青团”和“ 太子党”派系。这种背景使潘岳提出的政治主张在中共最高层受到特别重视，也就有了施行的可能性。
但是有政治观察家对潘岳的动机提出质疑。潘岳属于“根正苗红”的中共官员，他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帮助中共化解危机，实质上是维护中共的既得利益而已，最终很可能徒劳无功，甚至潘岳本人可能在中共党内也会遭到反对政改的官僚的排斥。早几年被认为是“太子党”纲领的《苏联变局之后我们的应变方案》，即由潘岳组织人马撰写，但受到海外民主派人士的激烈批评，中共党内则有人指责潘岳的提法“太冒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说，潘岳自比康梁，旗下有诸多中青年学者，他逢人就说，许多不安定的动乱因素正在酝酿、发酵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理论迟迟没有创新，任何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都会激变各种“革命力量”，从而将“革命”指向革命党即中共本身。所以，潘岳提 出必须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头，以防止“革命”的出现。
消息人士说，潘岳曾委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拟定政改方案，石小敏最后找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张显扬属于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所器重的理论家。但是他参与拟定的方案被人认为太过保守。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认为，潘岳和张显扬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对现有政治体制还不失一种突破。
与潘岳有过接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说，潘岳提出未来中国的政体可解释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新权威主义的政策，民族主义的精神。
有政治学者讥讽潘岳的方案是“四不像”。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陈小平就认为，现在中共领导层正忙于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争夺，又面临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如法轮功)，不可能在政改上有大动作。潘岳的方案最终将会流产。
不过，政治观察家石沙指出，如同市场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就无法逆转一样，北京的改革派相信政治民主改革一旦启动亦是一条不归路。他们相信，目前最重要的是，政治启动，不必介怀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北京大学教授徐湘林则认为，中国继续渐进改革要成功，须以有利中共领导地位为条件。
北京的外交官说，随着中共十六大即将来临，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将使他们都可能借助抓政治体制改革来吸收政治资源，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中国加入WTO已近尾声，可以说“能改的都改了”，只剩下政改这块处女地。
最近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新一代领导人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CNN的高级分析家林和立就引述北京大学一名研究立法的学者的话说，扩大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权力将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重要政治改革措施，那将是共产党保留最终权力的前提下的改革，但那也意味着不同社会组成部分和权力团体至少有机会公开发表他们的看法，游说权力机构争取公平分配全国资源。
石沙则指出，胡锦涛和曾庆红两人都曾强调反腐败要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对县市机构改革的重视就绝非偶然。胡锦涛和曾庆红都不管具体的经济工作，要衡量政绩不可避免要看“政改”。在他们看来，精简机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步。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正利用主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机会提升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他月前在一家党内刊物发表谈话，提出“干部人事制度要以扩大民主为改革方向”。他还提出，要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由于曾庆红内定将负责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的具体准备事务，他的观点立即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