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出了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拾金不昧，“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是诚信的具体表现。对拾金不昧的否定，也是对做人的根本－－－－诚信的否定。社会诚信的缺失导致了是非的混淆。
因此，我们呼唤诚信归来，首先必须明确是非标准，鞭挞假丑恶，赞扬真善美，让做了坏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让做了好事的人享受快乐。
丢这么多钱后肯定着急，别急出事来
５月２９日下午３点多，保安员杨期立例行巡逻到广州至深圳售票处窗口。几趟列车刚刚开走了，这里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只并不起眼的包，静静地躺在窗口下。
“谁丢了包？”杨期立高声问了一句，没人答腔。
片刻，有人从旁边走过来，杨期立迎上去问，“这是不是你的包？”那人低头瞅了一眼，反问：“里面有炸弹吗？”就昂头径直走了。四下里再无一人。
杨期立按保安部的规定，开包例行检查。当他拉开拉链时心里一惊：在几盒进口药品和一本台胞证下面，露出几大沓厚厚的钱币！（后经过点算，包里共有人民币现金２·０４万元，人民币存折四个共４５万元，台币现金８９００元；美金现金４９７８元，美金存折两个共１４·３７万元；马克存折一个共３０万元。总计折合人民币２６７万元。）
杨期立拉上拉链，再次环顾四周，没人。
杨期立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个正在吃药治病的老人家，从台胞证上的照片看怕有７０多岁了，丢这么多钱肯定着急，别急出事来……
杨期立拎着包立刻找到公安马西营，汇报说：“拾到一个包，里面有好多钱！”马西营迅速安排队友拿着台胞证按相片四处找人。一会儿就找到了，失主名叫赵国光，是个家住台北市的老人，已８０多岁了。
人老了有时候真犯糊涂。当保安员问他“丢了包没有”时，老伯断然否认说：“没有丢。”片刻，一拍额头，大声叫起来：“我的包！丢了……”那时老伯已经办好出关手续，到了候车室，再过几分钟就将登车离开广州……
老伯一边千恩万谢，一边点着包里的钱物：现金一分不少，存折一个不少，台胞证等物品齐全。老人家感动得不得了，拉着杨期立的手，久久不松开……
老伯留下一张详细清单和２０００元给杨期立的感谢费，登上了即将启程的列车。开车前，杨期立和保安部负责人递给赵老伯一个纸包。赵老伯打开一看，２０００元感谢费一分不少退还。老伯动感情了，一再说这钱小杨应该收下，香港和台湾如有人丢钱拾者都会和失主商量给多少感谢费比较合适，而你们送到手上都不要，我真不好意思了。
站台上，腼腆的杨期立认真地叮嘱老伯：“路上小心，人多眼杂，你要看好自己的包，不能再丢了。”
赵老伯千恩万谢地走了。
让我难受的是，超过三分之二的老乡都骂我傻
一个在外单位同是做保安的老乡，从报纸上得知杨期立把捡到的巨款上交的消息后，打电话这样骂他：“傻×！超级傻×！你当时要是拎着包走了，也就走了。你八辈子都挣不到这些钱，你真是傻透顶了！”
真的，如果杨期立当时拎着包走了，不会有人知道。可他压根儿没有想到据为己有。是他经济宽裕用不着见财起意吗？
杨期立做保安，每月工资６５０元，包住不包吃。
杨期立每顿都只买３元一个的盒饭填肚子。他舍不得多花钱。
弟弟和妹妹都在老家湖南邵阳洞口县读书，妹妹读高二，弟弟读初二，两人读书需要不少钱，他是哥哥，每月都要省下一些钱交给父母。他知道父母的艰难，才南下广州打工。
１９９８年９月，初中毕业的杨期立没钱继续读书了，就到县里的水力发电站当上一名工人，打算挣一点儿钱让弟妹把书读下去。他每天照看着水轮发电机，工作倒还清闲，但工资很低。当初建电站花了很多钱，电站每月还贷款，工资不能正常发放。于是电站领导鼓励大家离厂到外面打工，并给每个愿意外出的人发２００元钱。
２００１年４月，还差两个月才满２０岁的杨期立与电站签了一纸“停薪留职”合同，南下到广州应聘做保安员。
车站情况繁杂，在这里做保安非常苦，竞争也相当激烈。采访中，广州东站保安部长叶树华告诉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里的保安员采用的是淘汰制，不行就得走。行与不行，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看你的分高不高，你抓的人多分就高，不敢抓或抓不到分就低，低到一定程度就得走人！小偷、骗子、寻衅闹事者、疯子、喝醉酒者、票贩子，都得抓！当然助人为乐、帮旅客排忧解难也加分。老实说，杨期立是小个子，人也瘦，他的分在保安队里只属于中等。这一次他表现非凡，全国都知道了，这是我们全体保安人员的光荣和骄傲，小伙子真不错！”
杨期立个子小、人瘦弱，打分便吃亏。保安队也有小个子，但人家花钱学过擒拿术，出手就能打倒一片人；队友里的退伍兵更是了得，腿一扫再别腕，就拎小鸡样将一个个持刀歹徒押回保安部来。杨期立遇到个子大的坏人他得先掂量掂量，打得过才上，实在没把握，只好通知队友来抓……
接受采访时，杨期立开始挺高兴，后来说到烦心处，眉头皱得很紧，说：“我捡包的事才两天，就有一二十个老乡知道这事了。让我难受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老乡都骂我傻。有个在别的单位也做保安、收入和我差不多的朋友帮我算了算，说我要干３００年保安才能挣到这么多的钱，另一个队友也说，台湾老伯有的是钱，他丢了还能再挣回来，但你不可能再捡一个这样的包……”
我问道：“你父母知道这事吗，他们怎么看？”
说到父母，杨期立展现笑脸，说：“他们很高兴，说我做得对。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父亲在电话里说我是好样的。晚上我回家，和父母一起高高兴兴看广州电视台播出的表扬我的新闻……”
直到这一刻，我才从杨期立嘴里知道，原来他的父母都在广州，在天平架的水果批发市场的边上，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我拉着杨期立马上出发，去见他的父母。
我们很需要钱，但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来到天平架杨期立父母住的地方。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眼前所见的一切还是让我感到惊讶：阔大的、闹哄哄的水果批发市场有数千人穿梭其间，无数的车和一浪一浪涌过来的讨价还价之声充斥耳鼓；就在批发市场边上，一个约七八平方米的小店摆着烟酒糖茶刀勺碗碟甚至扁担箩筐，一位神情恬静的中年女人正将一瓶开了盖的啤酒递给一位顾客。
“这是我的母亲。妈，这是专门赶来采访你和爸的记者……你快给爸打电话，人家要和他聊聊！”杨期立招呼道。他的母亲立刻拿起电话机。
我提出想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所见的一切让我几乎落泪：经由一个几乎垂直的小铁梯，我上到了小商店的阁楼。身体站不直，腰要弯到很低才可勉强站立。楼板上铺着两张竹席，中间拉一个布帘子。这就是三口人的家了。
“如果我回家来住，就把布帘子拉上，我和我爸睡这边，我妈睡那边……我也觉得不方便，所以我大多数时候睡保安队。”杨期立说。
２１岁的儿子在这样小的空间里和父母挤着睡觉，一道帘子管什么用？
室内闷热，只有一把响声很大、让人不放心的风扇，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尺见方的窗口。
片刻，杨期立的父亲搭着别人的摩托车一脸汗水地回来了。这是个豪爽的汉子。当我递上名片，问起他能否对儿子拾金不昧一事谈谈想法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要儿子先谈，说漏了他补充。
“记者，我想告诉你，我们是个非常贫寒的家庭。我们很需要钱，但不义之财我们分文不取。捡到钱交出去，我的父母和我都觉得这是件很平常、应该做的事，没有多少话可说的。但你既然来采访，我就很想说说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片刻后，杨期立开口说话了。
从他有些沉重的叙述中，我走进了一个贫寒家庭是怎样自尊地生活着的故事……
记者同志，要让我儿子高兴起来
从出嫁的那天起，杨期立的母亲就有些不情愿。父亲杨云生实在太穷了，婚礼竟然只拿得出７２元，办了两桌酒，那是１９８０年开春后的事情。婚后的日子充满艰辛。第二年杨期立出世，又过了一年多妹妹也来到人间，没过多久母亲又生下了弟弟。
日子过得更难了。母亲一年要种三季水稻，还要养猪、做饭、上山砍柴、伺候生病的公公，年头忙到年尾，却连饭都吃不饱。到了１９８５年，母亲对父亲说：“你打工去吧，别守着不来钱的一亩三分地，我和孩子都指望你了。”父亲盯着母亲看了一会儿，逐个摸了摸三个孩子，二话不说，第二天清早打点行装挤货车前往广州。
先是在沙河路的天桥下睡了一星期，然后找到近郊的一处私家建筑工地，问老板娘：“你这里可要小工？”在接下来干活的日子里，父亲每天担砖４０００块，往返于六层楼上下，一人干活能顶三人。一个月后，老板娘将另两位小工辞掉，说：“就你一个人干，够了。他们是多余的。”父亲就一个人干下去，直到将整幢楼盖好。父亲拿到他打工挣到的第一笔钱，只给自己留了８５元，余下的全部寄给家乡的妻子。妻子写来满是泪痕的信：“再没钱，你爹就死了。他病得
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小三屙肚子，屙得眼睛落凹，脖子细得像筷子，站都站不稳……好生挣钱啊！我们娘四个都指望你了。”父亲从此更拼命地挣钱了。
１９９６年，父亲来到天平架的水果批发市场，一直干到了今天。从最开始的给大货车装卸水果，到当上了装卸组组长。
１９９８年，母亲也来到了广州。一为照顾父亲，二为挣更多的钱。
但父母还是没有挣到钱。这么多年到手的那点儿血汗钱，全寄给三个读书的孩子和一直生病的公公。不久，父亲咬牙借钱顶下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但生意太难做了。
父母的小杂货店从来都进真材实料的货，西瓜刀一定是阳江的“十八子”刀，不像有的店卖一砍就卷刃的铁皮刀。父母的小店每月只有６００元左右的利润……在家乡读高二的妹妹和读初二的弟弟成绩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只要有一次考试不理想，姐弟俩都会哭一场，只敢写信告诉哥哥，不敢对父母说。
贫寒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从父母的言行举止里学到做人的准则：凭本事和力气挣钱，能挣到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人活着要有骨气，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要，不管是一元硬币，还是２６７万元巨款。
杨期立的父亲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当父母的觉得儿子做得对。我们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但我儿子这几天不开心，差不多天天有人埋怨他太傻，甚至水果市场的一些大人也说我儿子傻。这让我们想不通：捡了钱自己留下就不傻了，那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套了？为何做了一件好事，骂他的人比表扬他的人多得多？我儿子说有三分之二的人骂他傻，我看不止这个数。现在的人怎么这样？记者同志，你要好好写文章，也好好开导我儿子，让他高兴起来……”
《中国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