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提供一种养成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强迫性、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中的‘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杨东平说，各国实行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和免费的范围有所不同。一般是先免学费，然后逐步扩大到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其他学习用品，有的还包括免费午餐、医疗和交通等。
我国在建国３７年后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了免费教育的原则，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免除的主要是学费。而现实情况是，课本费、杂费的数额远远高于学费，这就使义务教育有名实不符之嫌。
去年以来，国家在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阶段收费“一费制”，农村小学每学年每生所有收费最高不超过１２０元，初中最高不超过２３０元（今年上调为１６０元／２６０元）。但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目前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仍然有１５％的地区尚未“普九”，还有０·９％的儿童没有上学，１１·４％的少年没有读初中，他们大多为农民的孩子。已经“普九”的地区，情况也不容乐观，一些农村中小学辍学率回升反弹，成为突出问题。
对于本报记者采访的中国小学生就学缅甸的现状，教育专家杨东平评述说：“对强迫性的义务教育而言，免费是强迫的前提，只有免费才能确保贫困儿童接受教育。这一案例或许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无论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亚洲，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一系列数字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国教育的基本现实：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００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的数字表明，１９９５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为７·０％，挪威为６·８％，瑞典和芬兰为６·６％，丹麦为６·５％。多数发达国家为５％以上。
而发展中国家中较高的为巴西（５·０％）、马来西亚（４·９％）、墨西哥（４·６％），韩国、泰国为３·６％左右。而１９９８年，中国却不过为２·５５％。而且，在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中，我国高等教育的比重过高。１９８７年的数字表明，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生均经常性经费之比，中国为１：２·６５：３８·７０，最高；而印度为１：１·５９：８·８８。
此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央财政所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份额太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７８％左右，县财政负担约９％，省地负担约１１％，而中央财政只负担２％左右。
杨东平说，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路线：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集中优势资源培养少数优秀人才。
杨东平认为正是由于人口太多、素质太低，所以必须实行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义务教育。所有国家在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时都处于不发达状态，经济水平也都远远低于现在，但是必须为教育投资。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实行，而是怎么做的问题－－－确定什么样的基本价值、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美国在建国之初建立公立学校制度，实行免费教育，有赖于杰弗逊的这一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必要的教育。此后的教育追求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教育”。
杨东平强调，应当看到，教育权是一种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６条称：“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性质……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开放。”因为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
要改善义务教育的现状，杨东平认为，中国在教育投入上长期落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说不过去的。首先要加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承担起应负的义务。
其次，最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在酝酿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费，使免费教育更为名副其实。但杨东平认为，也许应当首先从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开始更多的免费。例如，首先考虑对贫困和边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完全免费。通过这种倾斜政策，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首先改变处境。这也是国际经验。韩国在普及义务教育时就采取首先从农村、渔村、岛屿等条件不利地区实行免费，逐渐扩大免费范围，实行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收入较高阶层缴纳学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阶层不收或少收学费的原则，以保证教育公平。
接受怎样的教育，往往决定了这些孩子拥有怎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