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 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露脐了......"
诗中说的自然是乡下人对城里人那种努力追赶、却又总是追不上的沮丧、无奈的感觉。
其实，这种"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感觉并不局限于城乡居民之间，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似乎存在于所有互相之间明攀暗比的人群之间。
这不，因最近有几位同事"另有高就"而提出辞职，告示版上的这首打油诗的空白处便出现了一系列"续补"：
"俺们好不容易偷渡成功，你们又海归了；/ 俺们刚拿到长约，你们又闹辞职了......"
悲欢皆因对比来
俗话说："人比人，比死人"，大概是说，所谓的痛苦和幸福都是相对的，都是由比较而来的，飘飘欲仙的幸福感和痛不欲生的不幸感都是因人与人之间的对比而滋生的，而如果处境、地位出现巨大落差的攀比对象是你穿开裆裤时代的童年玩伴、或是曾经同甘共苦、不分伯仲的同学同事，那么，这种幸福或痛苦的感觉也就更为强烈。当然，也有对此淡然视之的超脱之人，但多数人似乎都是凡夫俗子，因此恐怕难以免俗。
如果处于一种社会变迁相对较小的社会，昔日的玩伴、同学或同事，后来彼此的境遇也可能会出现落差，但一般来说不会那么大。但在文革后的中国就不同了。
记得最近一次回中国，几位曾经从幼儿园一直"同窗"到中学毕业的"铁哥们儿"聚会，作东请客的自然是一位后来成为亿万富翁的"大款"，席间就数他话多，谈东道西，招三呼四，开宴时满面春风，散席时一脸酒色。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位老同学，鲜言寡语，一个劲儿地抽烟，除了和我叙了叙旧，与宴会东主没有搭过一句腔。
原来，他刚下岗回家，正发愁如何应付生计。谈到那位"大款"，他淡淡地说："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要不是因为你，我和他可能永远都碰不上一面。"
停了一会儿，他又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嗨，咱们三人是三股道上跑的车。"
人生就是一场逃跑比赛？
颇具讽刺性的是，我们三个人其实小的时候是最要好的朋友，几乎形影不离。我们的孩提时代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读书无用，作为孩子，正好乐得"放羊"，天天逃学，那情景就像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岁数大点儿的哥哥、姐姐们都插队去了，城里就留下我们这些半大孩子......"
"大款"小的时候最淘，鬼点子最多，"下岗工人"则老实、木讷。记得有一年夏天，"大款"异想天开，带我们去公厕，"大款"手拿竹竿儿，从一个格子间的厕沟下面捅到另外一个格子间，不料捅出"祸"来：被捅的成年人不依不饶，提起裤子就追，"大款"跑得最快，我紧随其后，但怎么也赶不上他，"下岗工人"则因穿着拖鞋，落在最后，结果被气急败坏的那位成年人抓住，一顿臭打......
如今，我在想，即使天真浪漫的孩童，也有性格、能力的差别，但如果中国不搞改革开放，我们成人后很有可能都会进工厂当工人，也许"大款"和"下岗工人"最后的地位落差不过是车间主任和工人的差别，但我们中学毕业后却正好赶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的一个全新时代，自从我们离开中学校门之后，这种性格、能力的差别却使我们三人的人生道路和生活际遇出现了天渊般的差别。
其实，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大款"和"下岗工人"如今地位落差的悬殊上，也表现在"大款"和我之间人生际遇的阴差阳错上，在我暗中与"大款"进行的对比中，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一种"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感觉。
我对"大款"自小就有一种钦佩和不以为然混杂的感觉：我佩服他的活力、魄力和社交能力，但又对他的狂气、痞气和市侩习气不以为然。但在文革后期、也是我们中学的后期，"大款"可是学校中的"红人"。那是一个不讲学业的年代，正好是他的纵横披靡的社交能力大显身手的好时候。
我们三人从小学到中学，一路同班，虽然一直是"铁哥们儿"，但私下仍少不了有一番攀比竞争。那时，学习好没用，还要在"政治上发展"。但当我好不容易混上个什么"学习委员"时，"大款"却当上了班长；当我和"下岗工人"千辛万苦终于入了团时，"大款"却早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并"亲自主持"了我们俩的入团宣誓仪式。宣誓时，我嘴上说着一套，心里却不知怎么想起了幼时跟着"大款"公厕闯祸的一幕，暗暗叫苦：我这辈子可能永远赶不上"大款"了。
记得中学最后一年，有一次我们三人谈论各自今后的志向，"下岗工人"先说："我爱鼓捣收音机，今后最大的志向是进一个无线电厂，设计和生产收音机。"接着我说："我的志向是当一个记者。"最后"大款"说："你们都没出息。现在最时兴的是参军，我要成为一个著名的将领，让你（指着"下岗工人"）为我设计最新式的收音机，让你（指着我）采访我，为我写传记。"
不料，中学毕业不久，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邓小平东山再起，整个社会的时尚从"全民皆兵"转到"全民求学"，再转到"全民经商"，由此而来的社会大潮把我们三人冲得七零八落，天上地下。
先是高考被恢复。当时中国全国都兴起了一股复习迎考热。我们三人，不管爱学习还是不爱学习，都被这股潮流裹挟着，参加了高考。我知道我数理化底子差，只敢报一个非重点的政法学院，"大款"和"下岗工人"都报了理工科，结果，我被录取，他们俩落选。
我启程上大学时，他们俩为我践行。最后，"大款"拍着我的肩，嘴中喷着酒气："好啊，你小子，你的时代终于来了。"听完他这话，我第一次感到：这一次，"大款"捅了命运之神的屁股，在命运的追逐下，我竟然逃的比"大款"快了一步。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灿烂
后来，我才发现，那仍然不过是一个错觉。
"大款"立业的最初几步似乎步步不顺：第一年考学未遂，改而当兵，据说最初在部队混得不错，很快入了党，并被选为干部苗子重点培养，但就在他似乎按照他"当将军"的梦想一步一步顺利地走下去的时候，中国军队也进行了提干制度改革：提干必须先进军校，但军校入学也必须先过考关，"大款"样样在行，就是考试不在行，这样，军队发展的路被堵住了。
复员后，"大款"进了一家事业单位，搞保卫工作。他不服命运的安排，再考大学，先改报文科，不成，然后又换考电影学院（"大款"从小具有表演天分），也未中。
"下岗工人"第一年考大学不中，就进了工厂，后来再没敢考。因没有"关系"，他未能如愿进无线电厂，进了一个机械厂，但似乎也颇安心。
但"大款"仍不安心当小职员，索性辞职，下海经商去了。当时，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辞职经商的"先行者"之一。虽然我对"大款"的为人处事不以为然，但我对他在那个时候就敢贸然"下海"的魄力，却一直十分佩服、欣赏。
人生匆匆，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江倒海般的变化。我上学、进京、如愿当上记者、后来又出国，与"大款"和"下岗工人"难得谋面、晤谈，只有当我回乡探亲时才能短短相聚，但这些年来我仍然断断续续地从相互认识的朋友那里打探到他们的消息。
听说"大款"经商不易，最初从摆地摊开始，有一次他与摆摊的同业打架，差点儿命都丢进去；后来跑到深圳闯天下，背了一屁股债，讨债人拿着刀子要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大款"索性一走了之，逃债逃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隐姓埋名，另起炉灶再干......
当然，后来中国"下海"的人就多了，据说与公共洗澡堂里"煮饺子"般的情景差不多，人挤人，人撞人，发财也不那么容易了。也许，"大款"的故事不过是"商海"中无数浮沉的"饺子"的故事之一，没有什么新奇。我出国求生也不易，渐渐也无暇关注"大款"这个早下锅的"饺子"是否已经被煮得"皮烂馅出"......
最近那次回中国探亲前不久，突然接到"大款"的电话，说他现在已经进京发展，企业规模越办越大，如今已经资产上亿，而且计划进军海外市场云云，令我大吃一惊。
谈到他东山再起的原因，他大声笑着说："咱们是老同学了，不瞒你说，我还是运用我在深圳闯天下时的诀窍：负债经营。唯一不同的是，我现在运作的层次要比深圳高的多了：我80%的时间都用来在京城拉关系，当然都是部委以上级别的关系，我天天都在琢磨，如何能够从银行贷下巨款，又如何能用新的贷款偿还旧的贷款。今天，在北京，我再也不会有被人拿着刀子逼债的日子了。嗨，在中国经商，说白了，就是经营关系。"
他听说我不久也要回中国探亲，声调突然升高，弄得电话话筒"扑扑"作响："正好你这个海外记者可以采访一下我们公司的海外发展计划！"我婉转地说，我这次是探亲，无采访任务，但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一定会给他凑份儿捧场。
回到北京，他热情地要给我设宴"接风洗尘"，我自然不好拒绝。待入席座定，我环顾四周，还真吓了一跳：席间坐着我的另外两个熟人，一个是我原来在北京工作的报社的"名记"同事，另外一人是我在政法学院的同学、后来在北京颇有名气的律师。"大款"看着我们之间交换的眼神，奇怪地说："怎么，你们认识？但我还是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经常采访我们公司的北京名记，那位是北京名律，也是我们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
我耳朵嗡嗡的，脑海又浮现出幼时公厕闯祸的情景。虽然仍然在与他们寒暄，但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接下来，这种嗡嗡的感觉始终未消，恍恍惚惚只听到"大款"与满座的高朋祝酒："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上个月，我在英国与"下岗工人"通电话，听他说，"大款"最近办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但人还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最好赚钱，办移民只是为了万一哪一天出事了，有个中国以外的地方可以逃债。"大款"还托人捎话，答应在公司给"下岗工人"安排一个保安工作的差事。
但"下岗工人"没答应。他在电话中苦笑着说："嗨，怎么好意思在幼时玩伴的手下干活呢？我在琢磨，为了生计，我先摆个地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