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会使人麻木。中国政府对待意见相左者的残酷无情，使无奈的民众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选择对历史的遗忘。事实上，每一个有心“出轨”的人，也都将遭遇和杨建利类似的不公正对待。即使他们在法律条文和中国政府公开允诺的公民权利范围内批评政府，政府也会找出一千一万个罪名加在他们头上，直至威胁到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生存基础。久而久之，他们只好选择了沉默，但谁又知道，这沉默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火山般的愤怒呢？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密不透风和过于敏感的控制事实上是很愚蠢也很短视的。它使社会矛盾的缓解成为不可能，并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催化剂。
先以我本人的经历为证，看一下这个制度是如何剥夺不同政见者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89学潮后，我被山东大学勒令退学。学校不发给任何学业证明，并将我的户口打回原籍重新做了农民。不仅如此，1994年，因为我同王丹结伴去上海旅游，我正在办理调动手续的妻子因此受到牵连，失去了工作，济南市公安局以扣押我妻子的调动手续为要挟，要我做公安的内线。
事后，我妻子只好到北京寻找打工的机会。1995年5月，我被以“盲流”为名从北京的住处抓走，然后，北京警方找到我妻子在北京打工的公司，要求将她辞退，好在公司看中她的工作表现，没有听从公安指示。
96年后，迫于生计，我们回到山东，这些年来，除了与少数朋友的私人往来，我几乎没有从事过民运活动，也尽量维持好与警方的关系。在国内，我读书的路子已经被堵死，当国外的同学（无任何民运背景）建议我出国读书的时候，还在1999年，我就找到一直监控我的济南市公安局一处询问是否允许我办理护照，他们答复说，只要循正常渠道，没有问题。可事实上，去年春天我申请护照的时候遭遇了失败。不甘心的我悄悄以“农转非”的方式，将我的户口从山东迁移到江西省，经历了许多周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后，今年夏天，我又一次通过完全正常的渠道申请护照，这一次，又没能办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多年远离政治，只顾谋生的人，仍然无法获得正常人唾手可得的权利。我多年来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就因为参与过民运活动，而被警方干扰，彻底成为泡影。比照公安部门所公开划定的限制出境“五种人”的标准，我实在找不出自己屡次申请护照被拒绝的理由。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理由，我相信那就是：在这些公开的规定之外，有超越法律的人随意对待他们眼里的“分子”。作为一个旅美的中国人，杨建利何故而不能获得他的国家给他的护照正常延期？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我何故得不到自己的护照？而这种基本人权的被剥夺，是没有期限的，政府以剥夺这些基本人权为前提－－比如，开除你的学籍或公职，使你成为“无业游民”－－为他们的随意迫害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这是一个无处申诉的时代。我的一位朋友，89学潮时受过很轻微的纪律处分，毕业后分到一高校工作，因为档案里有他所受处分的记录，很快被该高校辞退，发配到一个县城里的国营小厂工作。但是每年的五六月份，县里的政治警察都会到他的工作单位“走访”，即使在他因为工作突出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这种“走访”也没有停止，最终，他被这家不堪骚扰的工厂辞退下岗，现失业在家。
政治迫害的大门一旦不被法律约束地打开，它就会肆无忌惮地吞噬受害人的一切权利。我所认识的一个朋友，89年曾经在秦城监狱关押一段时间，出狱后，被学校借故开除。他想去南方打工，可是当地派出所硬是卡着不给他办身份证。那些拒绝给杨建利护照延期的官员和这个派出所的干警比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终这位朋友还是拿到了身份证，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据我所知，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外出广东打工。一般而言，要获得警方的开恩，除了需要规规矩矩地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有熟人疏通关节。
有时候，这样的迫害是莫名其妙的，有些“马列”的人，听风就是雨，比如我妻子原先户口所在地的干部，就因为我的“政治问题”而长期借故不发给我们准生证，使我和妻子想要生小孩都不成。
如果查找我的档案，可以说，我没有任何刑事记录，只是被当作“盲流”抓过一次，可事实上，我的政治权利，连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都不如。
没有法律约束的制度，给了不受道德约束的办事人员以为所欲为的权力。我妻子的姥姥临终留给她的纪念物，在一次抄家过后再也找不到了。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某个干警顺手牵羊的卑鄙行为，而不是来自他们上级的指令。
除了不断地听到异议人士进出看守所大门的消息之外，很少有人了解异议人士艰难的生活，曲折的经历。实际上，最了解这些的是各级专政机关，但他们以毫无道理的霸道态度，拒绝善意的沟通，以恒定不变的眼光看待异议人士，不怀好意地揣测他们的“动向”，惟独不知道化解矛盾应该从给人以基本权利开始，所以我相信，他们从来没有化解矛盾的想法。这样做是否明智，需要时间给我们答案。我相信，即使黑名单上的人士一起回国，他们也未必就来“扰乱秩序”，而且中国的公安机关也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们的短视和懒惰使他们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拒绝护照延期，拒绝入境。而对于国内的“分子”们，更是随意处置。
我见识过因为丈夫上街演讲致使妻离子散的家庭，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到当初，我甚至会劝说他不要参与民运，因为对那个家庭来说，这代价实在令人心碎。在中国社会，这只是说真话的代价，他们的政府一味要求他们克制，但在打击他们的时候，绝不会有什么克制和宽容，法律在他们眼里，当然更是废纸一张。
大多数异议人士选择的是杨建利这样的温和的抗议，他们希望让政府明白，他们从事的不是改朝换代的运动，而是理性地寻求民族光明前途的事业。然而，十三年过去了，对专政者而言，一切手法照旧。不同的，只是这些手段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更大范围的人群身上。
北岛有诗云：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亡。作为异议人士，一般而言，首先是受迫害者受剥夺者，然后才是反抗者。但在无法反抗的时候，他们只好选择沉默。连他们生存的最起码条件，有时都被政府和社会合谋，加以剥夺。从杨建利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遭遇扣押的理由，可以想见，在“整治”国内的“分子”时，警方可以如何的随心所欲，可以想见在漫长的时间里，“分子”们的生活受到何等严重的影响。
面对迫害，也许我们将长期无力反抗，我们抗议的声音也微弱得可怜，可是，经验告诉我，这个世界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一个普遍规律。一个肆意压制反对声音，剥夺受害者基本人权的政府，是不能承担起改革社会的责任的。这样的迫害在理性者的身上，激起的可能是温和的抗议，但未必所有受迫害受剥夺者的反抗都是理性的。即使当政者也无法漠视目前大陆社会的种种危机，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法律的任意践踏，对弱者的随意迫害，将导致所有的规则和承诺成为一纸空文，最终的受害者是全社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专政者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无论是谁，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给人民以法律许诺的权利，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才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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