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一个“黑老大”从一无所有到呼风唤雨，基本上都要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非法手段 完成原始积累
纵观许多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例，“黑老大”在未成“黑老大”之前，也是极普通的人。这样的人要迅速暴富，完成原始积累，就得通过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在这个阶段，原始积累的方式多种多样，如贩毒、敲诈、开赌场、收保护费、放高利贷、替人了难收钱等等不一而足：
案例一：汝城县“黑老大”欧涛于1998年6月9日成立三江口娱乐城。这是一个打着娱乐城的牌子，却干着聚赌勾当的场所。欧涛将手下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其中有管理后勤的、看场的、放高利贷的、还有机动队，并且制定了严厉的帮规。就这样，欧涛通过开赌场和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迅速敛聚财富。
案例二：华容县“黑老大”严平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靠威胁别人讹来非法钱财。2000年下半年，华容肥中医院有栋住宅楼要建，严平得知消息后，立即强行插手，后来看报价不高就放下了。不久一位姓石的建筑老板打算包这个工程。严平找到他说：“这是我的，你休想插手。”石老板对严平的恶名早有所闻，只好让出来。谁知严平又找到他说：“你包也得包，不包也得包。”并声称他在工程上花了2万元，各种基建手续由他来办，要求石一共给他6万元。这个工程根本就赚不了2万元，但石老板自知得罪不起严，只好分3次付给严4.65万元。
严平团伙还通过控制坐台小姐来敲诈嫖客钱财。他曾用这种方法盯上一名老板威胁道：“她是我严某人的女朋友，你跟她‘做事’，就得出钱给我赔偿，否则，我搞你个身败名裂。”严平就是通过这样的卑劣手段完成原始积累，从而树立“黑老大”的地位。
第二阶段：逞强斗狠 发展党羽
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黑老大”的胃口逐渐膨胀，他要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此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站稳脚跟，发展同伙。我们不妨看两个实例：
案例一：1997年8月中旬，渐成气候的汝城县“黑老大”欧涛在汝城县三江口开发区与广东省仁化市一老板发生纠纷，欧涛与手下持刀将广东人赶走。当天，对方纠集人马赶来应战。火拼中，欧涛冲锋在前，被对方用猎枪击中，差点没了命（至今身上还有数枚铁砂没有取出）。伤愈后，欧涛再次带领手下身绑炸药杀回三江口，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对方见势不妙，忙向欧涛道歉，并同意其在三江口立足。
案例二：邵阳“黑老大”姚志宏网罗党羽的手段别出心裁，他或用金钱拉拢，或利用与一些执法人员的关系，在执法办案环节中，采取以罚代刑、以罚代拘和取保、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形式，将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和劳改、劳教人员搞出来后笼络收买，使这些人成为他的走卒。
从1990年以来，姚志宏拉帮结派，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章程、有经济实力的涉黑犯罪团伙。姚志宏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是个倒梯形，共分为三层，姚志宏在最上层，他手下是以15人组成的第二层小头目，第三层也有15人。
第三阶段：垄断经营疯狂敛财
黑社会组织的本质决定了它最终目的是为了敛财，在敛财的过程中他们要追求最大的利益，垄断一些行业的经营就成了他们发财的捷径：
案例一－－汝城“黑老大”欧涛发现汝城客运市场管理混乱，有利可图，于是安排手下一帮人，强行低价收购汝城至广州、深圳、南海、东莞等地的客运车辆5辆。这些客运车主一般一辆车的成本要花去30多万元，而欧涛强行收购时每台只付10来万元，如车主不从，则采取强行阻客、暴力威胁和殴打的办法。欧涛就是用这种手段垄断了汝城至广州、深圳、东莞、韶关的客运市场。1999年上半年至2001年下半年案发，欧涛通过垄断客运市场，共牟取非法利益100余万元。
1999年，欧涛还强行垄断全县的野兽贩卖行业；同时，在县城非法垄断蔬菜销售行业，将菜价涨至原来的三四倍，引起民愤。
第四阶段：资本雄厚 寻求保护伞
当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黑老大”所领导下的犯罪团伙就要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寻求庇护，以逃脱法律的惩罚和保证收入的稳定。
黑社会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拉拢的手段有两种：威逼和利诱，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利诱。下面就看看案例：
案例：第一个进入汝城“黑老大”欧涛眼里的是该县公安局长邓晓辉。1997年9月，欧涛找到自己的哥们朱松（化名），让其帮忙介绍认识邓晓辉。于是，欧带着8000多元钱在朱的陪同下来到邓晓辉家里，将红包放在凳子上就走了。3天后，邓通过朱松将钱退回给欧涛。1998年正月初七的晚上8点多钟，欧涛吸取上次的教训，独自一人带着1万元来到邓家，这次邓收下了。由此，欧涛与邓晓辉建立了交情。此后，在邓的介绍下，欧涛又认识了当时汝城县政法委书记朱凯、三江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志成，并迅速结盟。
1999年上半年，朱凯带领汝城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范华到三江口管委会与唐志成协商收取保护费，商定欧涛开的赌场每月上缴公安局3-5万元，并由公安局以罚没款为名收取。汝城县公安局先后收取了30余万元。
1998年4月，邓晓辉得知郴州市公安局要到三江口查处欧涛的赌场一事后，便告诉了朱凯，朱凯立即驾车到三江口管委会通风报信，通知唐志成将赌场停下来。这样，郴州市公安局的几次行动都扑了空。
有些“保护伞”不但替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甚至还丑态百出地为其鸣冤开脱。
案例：原东安县县委副书记胡纯栋就是这样的人。1999年1月，东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涉黑人员蒋齐贤，时任东安县主管政法的副书记的胡纯栋知道后，即出面找检察院打招呼。2000年七八月份，有人联名写信控告蒋齐心等的犯罪事实，永州市委将控告信批转到胡手中后，胡立即电话告知蒋齐心，并将控告信交给他复印。后胡又将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信访办联合调查的结果告诉蒋齐心，并给了蒋齐心一份调查报告复印件，助长了蒋齐心、蒋齐贤一伙的犯罪气焰。
“黑老大”为了自身的利益拼命拉拢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这是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便是“黑老大”自己弄了顶官帽子戴，这就更具有隐蔽性和破坏性。
案例：邵阳显赫一时的姚志宏便是如此。1997年，他被推荐为邵阳市大祥区政协常委，暗地里却是十恶不赦的“黑老大”。今年6月，姚为儿子在酒店摆周岁宴。公安人员得到消息后迅速调集人马进行抓捕，当场抓获了以姚志宏为首的团伙成员30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现场还有43名党政干部为黑老大捧场。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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