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四千人，损失资金五十亿。”这是中南海当局去年初公布的一个数字，最近又被媒体热炒。这个数字，仅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在逃嫌犯及其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外逃贪官人数及其外逃金额，少说还要翻上几番，甚至十几番。
官方的大报为此发出半是不解半是哀叹的疑问：贪官为何选择外逃？
答案一：视国外为天堂。二十多年来，中国人都患了一种病，叫做“出国狂”，此病堪称“国病”。不论官场民间，以出国为目标，以出国为荣，成为最流行的价值观。有海外关系的，无不远涉重洋，投亲靠友；没权无路的，则冒险偷渡，以至于出国观光团中，有人就地“失踪”，甚至于在前往韩国为“国足”当“拉拉队”的球迷中，也能混进一些“偷渡客”，“为国争光”；“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多数忙着考“托福”求福；当官的，自然争相送子女留学；贪赃枉法者，则争相亡命天涯。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在合唱一首歌：“外国是天堂，中国是地狱”。视中国为水深火热地，视外国为温柔富贵乡。慌不择路的时候，连泰国、缅甸、巴拿马之类国家，都成了中国人争相投奔的对象。如此，捞足油水的贪官们，最终选择外逃，也就见怪不怪。 (博讯boxun.com)
答案二：权钱勾结的必然。贪官之所以能够外逃，就像他们之所以能够贪污受贿一样，得益于权钱勾结。通过门路，办护照易若反掌。许多贪官手上，早已持有不下一本护照。一有风声不好，则溜之大吉。国门为权钱勾结者大敞，如何不逃？
答案三：司法问题。与中国相比，大多数国家的量刑较轻。就以香港和中国内地相比较，香港刑法源自英国，没有死刑，许多犯案人宁愿在香港受审，而不愿意在中国受审。这类人中最典型的是黑社会成员或贩毒分子，其律师奔走的焦点，便是如何将犯案人留在香港受审。而在中国，动辄有“严打”，动辄判死刑。每年统计下来，中国执行死刑的总人数，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执行死刑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如此严法峻刑，却并未治理出一个清明社会，足见不得要领。司法不公，司法为权力斗争服务，又是中国司法中的另一个陷井。既然难逃生天，贪官怎能不一走了之？
答案四：引渡何其难。至今，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总共只有十来个。要达成更多的条约，殊非易事。鉴于“党大于法”的中国司法体制与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司法体制相悖，其中所包含的法治理念与人权理念，更是相去甚远。要引渡外逃贪官，难上难。这也是为什么赖昌星案在加拿大一波三折、久拖未决的原因。引渡成本是另一个问题。据了解，大凡法制完善的文明国家，彼此间有“利益分享”协议，即一旦将嫌犯引渡，双方将对嫌犯的“黑钱”按一定比例分成。而中国目前的原则仍然是：对嫌犯的“黑钱”一律全部追回。正因为引渡成本得不到补偿，大多数国家并不愿意同中国合作。答案五：财产申报漏洞。财产申报制度，是大多数文明国家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履行的起码制度。而在中国，不仅缺乏这方面的明文法规，中共党内相关纪律，也根本得不到执行。由此，官场腐败案件常常得以长期隐藏，官越大，腐败金额越大，隐藏期也越长。
于是，尽管自去年一月，朱熔基便发出号令，要求加紧追捕外逃贪官。近两年下来，成果甚微。司法高干公开承认：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贪官携款外逃，由于“抓回来的太少，逃出去的太多”，进出“几乎不成比例。”至于司法机关近日声称“今年上半年共抓获在逃贪官555名”，但摊开一看，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在国内抓获。可以说，贪官外逃海外，朱熔基看似喊得凶，实际束手无策。
所谓“损失资金五十亿人民币”的说法，完全是化大为小，自欺欺人。多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因资本外逃而流失的资金，年平均高达400亿美元，几乎与引进的外资相抵消。如此巨大而源源不断的资金外逃，堪称“国祸”。而且，外逃资金的数额，呈连年递增势头，足见此等“国祸”之怵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