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中国国情研究，对当局献策甚多。王绍光曾任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他多次与胡鞍钢合作发表过有关中国国情研究的著作。丁元竹是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研究员，又是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对社会心态和民意一向关注。由这三位学者提出的警告，自然值得重视。
通常，在海外关注中国的人，往往有两种偏差，一种只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忽视社会弊端，或者认为弊端是经济发展无可避免的产物而加以宽容；另一种则强调弊端而贬低经济发展实绩。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不同，他们在肯定经济繁荣的前提下看出社会弊端日趋严重，提出一个与国内主流派很不相同的重要论点，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拿中国社会现实来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公正和公平，由此，他们借用邓小平所说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句话，引伸说：“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这篇文章题为《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发表在八月份国内《战略与管理》双月刊第四期上。文章列举许多资料和统计数字，说明民间不满在增长，形势极其严竣，它与活火山和地震相似，能量在积累中，一旦突发，处理不好，便会失控，导致政府突然垮台，像印尼的苏哈图政府那样。这样的警告，出诸有份量学者之口，在当道者听来，实在惊心动魄！
用惊心动魄的数据说明问题
文章列举的一些数字，非常有警惕性。关于失业人群，它说“九五”（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城镇国企职工减少三千一百五十九 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一千六百四十八万人，合共四千八佰零七万人，相等于南韩一国人口。（南韩人口是四千七百四十七万人）
关于腐败，文章将它分为四类：寻租性腐败（即钱权交易之类）、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腐败，四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期间，平均每年高达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四点五至百分之九。我据此以二○○一年ＧＤＰ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亿人民币来推算，共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四亿人民币，即全国十三亿人口，包括婴孩在内，每人一年之中要承受腐败损失一千一百元。
关于农民收入，文章说，仅农产品价格四年持续下降，累计下降百分之二十二，故农民损失估计在三千至四千亿元，更遑论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
关于贫富悬殊，分人际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愈来愈严重。早在两年前，王绍光根据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报告已经指出，中国贫富悬殊仅比撒哈拉非洲国家稍好，比东亚其它国家甚至比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都差。那时候所说的基尼系数（即国际测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以知贫富悬殊）是一九九五年的零点三八。现在文章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料显示，一九九七年基尼系数实际已升至零点四，而他们根据各种情况推算，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五，是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
文章还有一个有关城镇困难户的数据也颇有参考价值，即一九九六年月入一百八十七元至二百零四元的困难户，占城镇人口百分之五，二○○○年月入一百九十六元至二百二十三元的困难户，占城镇人口百分之十。它显示城镇困难户人数在增加。而月入二千元以上的群体，收入普遍提高。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廿多年来，尤其是近六、七年来，愈来愈成为“零和博奕” (zero-sum game) ，即：在少数人暴富同时，另一些社会群体成了绝对输家。这些输家群体得不到照顾，不满自然增加。据他们估计，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的占全国城镇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五，约一、二亿人，其中非常不满的在百分之七至八，约三千二百到三千六百万人之间（此数不计农村人口）。
问题出在官僚制度不受监督
说经济繁荣背后不稳定增长，这种现象，中共最高领导层也心知肚明，他们表面上装出一番“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但看江泽民整天叫着“稳定压倒一切”，无形中正流露出对民间不稳定情绪增长的恐惧。问题的重心不在于最高领层知不知道，即使他们知道，以他们目前的思路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如此盘根错节的众多难题？
三位学者提出警告是好事，它不但对当道者警告，对整个社会也是一种警告。但问题还必须回到实质上来，需要追究，究竟目前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纠正和铲除？三位学者在文章里对这方面似乎还未加以着墨。这也难怪，面对集权政制，在希望它能听得进或能接受的前提下，有时也不能将话说尽，否则，如果寻根究底，将社会病因病源归咎到体制上去，便要与当道者处于对立面的地位，将来永远也无法成为座上客了。不过作为民间评论者的我们，便少了这一层顾虑。
究竟民间不满集中在哪些问题上？文章说，城市居民不满集中在五大问题：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不满也有五大问题：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实为干警恶霸）、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我想，城乡这些问题可以总合成为五大类，即：下岗失业、官场腐败、社会腐败、贫富悬殊、农民困苦。
下岗失业问题来自两大方面，其一是被国企解雇的职工，另一是农村多余劳动力以及因在农村受不了盘剥而亡命到城市的流民。
国企改革造成大批失业是无可避免的事，但被下岗职工视为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是国企领导层从改革中捞到好处，甚至发家致富，而下岗职工或拿到些少遣散费而前途渺茫，甚或工资和遣散费都被拖欠而投诉无门。所以问题不全在国企改革，而在于国企本身被一小撮官僚操纵，不受监管，黑箱作业，没有透明度。在这种情形下，职工根本无法知道企业财政确实情况，他们亳无参与感，纯粹沦为雇佣地位，即便是雇佣吧，也该有集体谈判和集体抗争的权利，但在中国，这些权利都被视为是造反、是颠覆。在这般情况下，怎能有公正？
至于农村庞大的农业多余人口，这是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多耕地少，原本就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惟有希望城市工商业发展大量吸收农业人口，也希望乡村城市化来改变人口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已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但僵化的户籍制度限制他们无法取得城市居民地位。近年来政府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有意改革户籍制度，希望它尽快付诸实施，给农民以公民的平等权利，并在宪法上订明保障人民迁徙自由。
官方拒绝北美成功的防腐败经验
官场的腐败，现在情况恶化的程度，不知比八九年要坏多几十倍。局面之所以如此糟糕，完全是制度问题。胡鞍钢在他主编的《中国：挑战腐败》一书中，也对反腐提过一些对策。他的主张是从党内民主着手，逐步健全人大制度，建立相对的司法独立，加强审计，使公务制度规范化。这些对策只是“因利乘便”，在现行体制基础上提个稍加改善的建议而已。其实，无论胡鞍钢或王绍光，都在美国生活过，应该深知北美社会防腐的办法。在北美，当大官都要申报财产，接受内阁廉政专员、国会、反对党、传媒、社会舆论和民意的监督，这是世界上迄今最有效的办法，为甚么回避它？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国官方反对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反对开放党禁和报禁，使得三位学者格于形势，不敢倡议引进北美防腐办法。
所以反腐，最后还是要牵涉到中国现行整套集权政治体制上去。可以这么说，中国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不受监督之故。要权力接受监督，起码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接受反对党和传媒舆论的监督，舍此之外，别无途径。目前，中共使用党内制裁办法，由中纪委挂帅，关门打虎，将司法机构视同玩偶，一切黑箱作业，结果反腐变成权斗手段，不是自己人，打几个或杀几个给老百姓看看，自己人则保驾起来，凡是藏污纳垢的，都是权力当红者。谁能奢望这样的体制会有内部民主？
正是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才孳生出如此日益腐败的贪官污吏局面，进而毒害到社会肌体，使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深受破坏，红黄黑白道沆瀣横行，以致经济越繁荣，官场愈堕落，社会也跟着堕落。
两种制度四个世界四个社会
人民对富者的不满，不是不满他们富，多数是不满他们致富之道，因为他们之中多数是靠权位对国家对企业对银行掠夺而富。这样的富法，对社会对经济的正当发展都没有好处，更何况这些掠夺者拿人民的钱去赌博，去花天酒地，以至携巨款潜逃。
对于那些循正当经营而致富的人，我认为人民不应该有所不满，但必须要求他们负担正当的国家赋税，并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贡献。这不仅是富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财富分配调节之所需。国家必须在财政上支付相当部分给公共建设，给人民教育和福利事业，包括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这是纾解贫富悬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正当途径。
关于这方面，王绍光和胡鞍钢在他们所著的另一篇名著《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里都有详细的论述。胡鞍钢一个突出的论点是，他将中国城乡称为“两种制度”，藉此说明城乡在身份上、教育上、就业上、公共服务上、财政分配上、政治权利上的差距；将中国地区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海、北京、深圳，第二世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贫困地区），藉此说明地区差距；此外，他又将中国分成“四个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知识社会），以说明各自特点及其差距。这样的划分，很有创意。
但不幸的是，中国执政者至今仍未从调整财富公平分配的角度去考虑社会稳定问题，只知道采取高压手段：箝制舆论，堵塞申诉渠道，压制和平抗争。这客观上等于将人民不满的能量聚积起来，逼他们走上爆发之路。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等所担心的印尼道路，其实铺路者正是当今执政者自己。未知王胡丁诸位先生是否同意这一见解？
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开放2002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