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认为，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们的贫困应负有一部分责任，他们说，来自北京的救灾款项并没有到达最贫穷的农民手中，而是进了地方干部的口袋。干部们不修水渠，不盖医院和学校，而是添置高级轿车，建造豪华的办公楼，给亲友安排收入丰厚的公职。
此外，这些‘小霸王’还以苛捐杂税为手段，敲诈勒索农村居民。四十岁的农妇王梅抱怨说，‘什么都要我们付钱’。王梅与丈夫在黄河边高坡上经营一小块梯田，她说，‘干部们今天来要30元，明天来收50元，我们只能勉强糊口’。”
然后，明镜周刊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以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但是，对这个理论仍有争议，明镜写道：
“一股强劲的风对着江泽民迎面扑来。左派和自由派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曾任后来被推翻的党的首脑赵紫阳的秘书、现年66岁的鲍彤批评说：‘江泽民的理论并非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中共早已变成了‘一个富人和有权有势之人的党’，这个政权有系统地压迫大多数人民，压迫工人、失业者和农民。尽管当局严加控制，但鲍彤仍然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干部们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方面变得极为无耻，他们不断发明新的税种，例如山羊吃草费、养驴税、种植苹果税、城市规划费、民兵费、拥军费、计划生育税和街道清扫费等等。
一件从未听过的事发生了：在律师、教师和记者的帮助下，专区所在地榆林附近的农民迫使法院做出降低农民一半负担的裁决。但是这次有数千农民参加的和平造反行动也付出了代价：为农民提供咨询的教师马文林被判入狱五年，罪名是‘破坏社会安定’。
上海的科学家曹景清长期来对黄河沿岸的民情进行了调查，他说，如果党继续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将产生严重后果。他警告说，“人民就象一条大河，往往很平静地流淌，但也能产生巨大的暴力。”
(德国之声 9/6/2002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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