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否认北京给了新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即使对我这样多年关注新疆情况的人，有些数字也使我印象深刻。如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乐泉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透露：2000年新疆在基础建设方面投资620多亿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家投资；1990年至2000年国家向新疆总共投资2540亿元；2001年至2005年，国家在新疆的投资将达到4200亿元；新疆每年的公路投资保持在60至70亿等6，都超过我的估计。
不过这不能改变我的看法，以经济情况说明民族问题，我认为是一种文不对题。但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共人士的思维定式，只要涉及民族问题的时候，它总是开口谈经济。对此，西藏人的异议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如果给人钱和食物，却逼人每天骂自己的父亲，能让人产生感激之心吗？”骂父亲可以是一个比喻（对藏人来说并不是比喻，因为北京天天逼藏人批判的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比父亲还高），它说明民族问题的根本是在精神文化的层次，而不是物质的层次。让人骂父亲不会并使人有物质的损失，但让人心中生出的憎恨却远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
某位外国记者描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族儿童每天晚上把地方当局规定白天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需要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都做出如此的举动呢？
我在宁夏曾与一家从新疆迁回的当地人聊过，他们去新疆七八年，终于下决心回来。女主人跟我解释原因时说，连那么大点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那地方能呆吗？从孩子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的话，就可以说成了全民的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新疆的民族仇恨深入的程度，远远超过西藏。西藏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农牧区的百姓，对汉人没有普遍的敌意，而在新疆，对汉人的仇视却是无所不见。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中，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着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的余地，而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地评估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在七号文件的路线上走下去，毫无疑问是越走越近。
藏人对汉人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像新疆那样普遍，除了有些解释所说的两个民族宗教相同，还有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西藏的汉人移民远远少于新疆，近年虽然有所增加（多为流动人口），主要也是集中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从人口总数上来说，汉人在西藏自治区占的比例很低，即使把所有藏区都算上，汉人比例也不高，尤其在广大农牧区，汉人数量更是微乎其微。没有每天面对面的民族之争和互动，民族主义是不会真正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
但是在新疆就不一样了，总数将近750万的汉人已经超过新疆总人口的四成（2000年为40.61%），而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高出汉人几个百分点（1996年为46.9%）。从刚公布的新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看，10年间新疆汉人数量增加180.23万人,增长比率为31.64%，而新疆本土民族人口只增加了150.34万人,增长比率为15.89%。7说明汉人仍然在不断向新疆移民。汉人移民多了，就会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甚至去争抢他们的资源，瓜分他们的市场，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发生巴勒斯坦化的情况。
对治理新疆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考虑眼前，并且为眼前的小得而毫不介意地丧失久远。当然这也是中国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权力体系上上下下无不如此。同时这也反映当今中共统治者的权力拜物教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就都可以恣意妄为，而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新疆的突厥语民族把所有水都视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而且还要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肮脏的东西，连汉人都这样想，不要说穆斯林，何况是王震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子手，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是弄脏了所有新疆人喝的水。这种事汉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对穆斯林却非常严重。我简直无法想象，共产党治理新疆那么多年，竟然颟顸到这种程度，对此却既不愿意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也得先满足王震的愿望，1000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则得让位。
不错，王震的骨灰撒也就撒了，而且还要大肆宣传，让每一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人对此的确没有办法，水还照样得喝，但是当1000万穆斯林每次喝水的时候，眼前是不是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他们会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那种出于短视的稳定措施，如不让新疆的清真寺自己办教授可兰经的学校。原因是发现有新疆分离主义者利用讲授可兰经进行建立东突厥国的宣传，学习可兰经的学生也往往成为参加抗议活动的骨干。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毫不怀疑，但问题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你不让他在新疆办学，他们就带着更多的仇恨把孩子送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国家，孩子最终可能在那里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可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的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被派遣回新疆进行恐怖活动，为的是让新疆能够有传教的自由。这种措施带来的危险，难道不是远远超过让他们在新疆的学校学习吗？
“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眼前看上去是有效的，骚乱不再出现，恐怖活动可以推给国际恐怖主义，只要稳定能够保持，就是新疆主政者的“政绩”。然而，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人们对问题获得解决是抱着希望的，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意味的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谁也没有真正领会他的教导。今天的当权者甚至为此得意，维吾尔人被管得服服帖帖，谁要敢流露出一丝不满，就会立刻遭到迎头痛击。但是，这种处处置人于死地的做法，虽然能够震慑一时，长远来看却在酝酿更大的爆发。把所有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同时也被消灭掉，而且矛盾若能得到释放也就可以得到消除。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不是真地消灭了矛盾，矛盾仍然存在着，只是被压抑，同时在加深，和其他被压抑的矛盾一同形成积累，早早晚晚是被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所引发，而进行要释放的。所以，当人民群众鸦雀无声的时候，其实是随时都可能听到惊雷从无声中响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