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传播媒体，统一舆论口径，一向是中共当局控制中国大陆社会的一贯伎俩，特别是在敏感政治季节或举行党大会，必须营造政治稳定及社会气氛之际，大陆传媒及国际网站媒体就会感受到一股肃杀之气。
十六大是中共今年最大一场政治性活动，江泽民如何交棒问题、胡锦涛能否顺利接班问题、中共政权如何过渡到第四代领导人的问题，种种问题都困扰着江泽民。中国大陆内部揣测传闻、小道消息甚嚣尘上，国际媒体也密切注意报导，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极度不安。
中共当局最近大肆展开全面净化舆论行动，高姿态压制异议声音。从封锁GOOGLE等大型国际网站，到中共公安部及信息产业部联手发出公告，打击违法、违规设置地球站和使用卫星转发器的行为，决定对卫星通用专用网、公众网和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网，联手进行清理整顿工作，似乎显示中共十六大高层人事权力交班问题并不顺利。
长期以来中共对新闻传媒的控制即未曾松手过，为加紧对付网际网路时代讯息失控的现象，中共当局一方面建构防火墙，将“危险讯息”和“敌意网站”阻绝于门外；另一面设立网路警察，严密监控中国大陆网路的运作及网上的讯息内容。
中共也经由立法全面控管网际网路，仅二０００年一年内即制定七项管制互联网法规，对经营新闻网路及发放新闻及新闻内容，都作了非常严苛的规定。在中共严厉打压下，许多个人网站被迫关闭，比如南京大学教师李永刚著名的学术网路“思想的境界”，也有一些经营个人网站的业者遭到文字狱，如经营“羊子的精神家园”四名大学生遭到中共国安局逮捕判刑。
据了解，中共对于报刊媒体的管控主要是采取两种手段，一是管人，二是管“号”。所谓管人就是要求报刊的上级主管部门对酿成事端的记者、编辑进行行政处理；至于管“号”，即通过对报刊的“报号”和“刊号”进行数量控制，或对“冥顽不灵”的报刊予以撤销，达到全面监控管制目的。
尽管中共整顿控制媒体高压政策始终如一，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整肃行动达到高峰，由于当时出现媒体记者集体走上街头情形，中共下令要求管好媒体，“绝不允许舆论导向失控的局面再次出现”。当时一些极具知名度的杂志纷纷被关闭，例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江苏的“东方纪事”、湖南的“国情研究”，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
掌管箝制舆论的中共中宣部，更是经常下达所谓的“套话大全”，要求媒体在报导重要事件时口径要一致。例如“反华势力总是到处有的”，“亡我之心总是不死的”。而对于中共的重要会议，则必须报导“会议没有不隆重的，开幕没有不胜利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报导社会黑暗面时，“贪官总是极少数的”。
中共对传播媒体的控制体制，则各有地盘。中国大陆境内传媒归中宣部管理，外国传媒归外交部管理，台湾媒体归国台办管理，港澳传媒归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管理，至于时下盛行的网路传媒归公安部及文化部共管，但言论尺度大权完全由中宣部一把抓。
社会舆论一向是中共坚守的阵地，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都曾经担任过“红星报”主编，深切了解舆论阵地攸关中共的政权维系。特别是中共深信“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严密控制舆论传媒就可以“稳定压倒一切”。
中共当局把新闻媒体视为宣传机构的陈旧心态始终未变，媒体必须永远是官方的“传声筒”，永远只能执行上级命令，海外媒体永远被视为“特务”、“间谍”，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然而在开放经济趋势下，市场化已是平面媒体及网路媒体生存唯一法则。中国大陆传媒生态也已经发生变化，上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中央一级媒体，下至地方党委机关报如“成都日报”、“广州日报”，在“自负盈亏”的政策影响下，都不得不自创小报“以子报养母报”，走商业挂帅的市场化道路，这种趋势反映中共以政治挂帅控制媒体的结构性矛盾。
因此，中共动不动就对媒体施展“紧箍咒”，在全球网路化时代，这种做法恐怕终将遭到反噬，中共政权的专制性格，势必令民众越来越质疑其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