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时局与未来”仍然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
所长吕小波教授主持，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组康晓光研究员、复旦大学孙哲教授等发表看法。
第二单元“挑战与选择”，资深华人媒体政论家、世界日报副主编孟
玄先生、《北京之春》总编胡平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和宪政协进会主席王丹先生发表了看法，新闻自由导报理事长王军涛主持了第二单元讨论。
每位专家发言大约20分钟，然后听众书面提交问题，由主持人整合对
每位专家问题后现场提问，专家回答。从中午12时30分到下午5时30分，整个讨论过程中具有两百多座位的法拉盛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座无虚席，门外一直有排队等候入场的听众。
一部分专家认为，国计民生对中国老百姓更具有现实意义，应当进行
可靠的实证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去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然后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更根本的政治问题；空论主义去批判现实，不仅无益于改善老百姓目前境遇，而且贸然启动的变局可能会使政治和其他问题更严重。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在与中国各方面力量良性互动中脚踏实地以专业知识推进中国实际改革和进步。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回避重大政治问题讨论，不仅不能改善老百姓
的生活质量，(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发展品质和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已经是政治迫害、社会公正和基本权益问题而不再是匮乏和温饱问题)，而且不能解决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为好的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此外，实证分析方法中的研究者意图和偏见会对描述现实的变量的选择以及变量间关系构成的模型性质的预设产生系统影响，从而导致误差。
也有专家提醒人们不要迷信另一些专家的“伪科学”预测；对老百姓
和每个人而言，个人的安全和幸福以及局部环境不一定稳定，社会和经济乃至政治也不一定稳定，不过社会无力对掌权者构成致命威胁。中国的政改还得依赖掌权者的自觉意识，可惜压力资源不足，掌权者的素质和眼光不能让人有很大的信心。
吕小波所长以诙谐幽默的风格规定了演讲讨论的方式和规则。他的灵
活机智的主持讨论的技巧，使整个讨论，在轻松活泼中保持理性的秩序和清晰。
史天健教授从大陆民众政治心态的调查数据分析中得出结论，目前不
存在大规模动乱的民意基础；因为，平均而言，民众对现实基本是满意的，对未来有乐观的信心。他也强调，这种民意分析，不解答上层权力斗争导致的不稳定；此外，这项研究是关于今年上半年的民意，民意有时变化较大。不过，他认为，从中国发展的基本成就看，这关于稳定的预期应当不限于上半年的民意。
康晓光教授则从中国社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和群体之间的兼容关系角
度以及中国政治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得出结论，中国执政者可以继续维持目前统治，没有致命的挑战；这种政治局面不尽如人意，但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们有时需要避免政局崩溃的灾难；我们需要符合正义的民主制度作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基石，但也要客观理解政治验进的现实的进程及条件。
孙哲教授从建设性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必要改革建议，并相信只要进
行必要改革，中国就可以更美好；关键是改革要实际和可行，要有理想主义激情动力的同时，还要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他希望中国人在讨论改革时要有新的视野：超越目前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思考选择。他提出的改革途径是，由党内到党外，由上到下，由精英到大众。为保持改革的推进力，他还建议强化人大职权，设立政治特区，和开放舆论监督。
孟玄先生从中国政治史的治乱循环周期和现代化历程中普遍存在的发
展规律及中国现有的相应发展阶段看，乱是一定会来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有心理准备。中国近代以来每十年一乱，工业化快速发展导致社会政治结构变化是往往伴随流血冲突，这些都提醒我们乱的可能性。我们能争取的是尽量平和的转型。转型肯定是民主化为目标，但根据中国文化特点，这个转型最好由政府权威主导完成。也就是说，只有主动的有秩序的转型，才能将不稳定的代价降至最低。
胡平先生则质疑人们对稳定的常识解释是否有误导，不是所有稳定都
是好事，例如秦始皇和满洲国的稳定显然不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稳定的定义也因政体不同而不同，中国的不稳定事件例如游行显然在民主政体中是稳定迹象甚至是促成稳定的因素。在中国要想有符合正义的稳定，让人民不仅有经济幸福还有政治安全和基本权益的稳定，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真正的稳定应当不仅是权势者或精英有稳定感，而且是每个公民都有经济和政治稳定感才行。他提出，没有自由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化，就没有所有人的安全和稳定。
王绍光教授首先逐一考察中国存在的影响稳定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原
因，例如，社会提留负担过重导致的中部农民收入过重，社会保障机制缺位和错误的工业化战略导致的失业和痛苦，过大的政府权力提供腐败的机会，以及政府转移支付不力导致的分配差距过大。他进而讨论一般可以设想的解决方案，然后他审视中国政府目前表明可能出台的应对措施，由此他得出结论，从中国现有危及稳定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反应看，中国应当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消化问题，保持稳定。
王丹先生从历史学角度对实证研究的结果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因为为
满足实证研究的方法需要被简化调的因素太多了，其中某些会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决定性影响因素。此外，研究者意图会影响预设的变量从而影响研究结论；例如中国的库存指表示的经济问题就不在前面专家学者的框架中，但这是评估经济形势的重要变量。对描述满足的变量，如果不包括对某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管感受，更会带有片面性。由此，他认为，仅仅体制内的政策讨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必须有反对派才能推动全面进步。
在评估稳定前景时，专家学者特别强调，关于稳定的预期是没有考虑
某些突发事件，例如关键领导人突然死亡、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失当导致民情汹汹、经济崩溃或衰退、台海战争和其它对外战争。这些因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被证明是经常起到打断正常进程和改变发展方向的作用。
当讨论结束时，全场听众以热烈掌声对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专家学者
和听众一道以热烈掌声向为讨论提供便利的组织单位法拉盛图书馆表示感谢。
会后，听众继续围绕演讲的专家学者询问问题，讨教观点，久久不愿
散去。当王军涛被问及对于讨论中出现的争论的看法时，他表示，当中国面临如此“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专家学者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表现；今天的讨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同观点之间可以和平理性地沟通和争辩，今天的讨论是健康有益的；对中国而言，这样的讨论还是少了，只有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才能改善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一个思想和声音不能丰富我们的看法，不同声音自说自话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你死我活地暴力争斗更会毒化我们的心境和智慧。
法拉盛图书馆介绍，在11月2日和12月1日，法拉盛图书馆会有另外两
场中文讨论。一是郑义先生讨论中国生态危机，二是陈一谘和何清涟等学者讨论中共十六大。
专访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
下面是记者对3日到达纽约的康晓光访谈的部分内容。本刊略有删改。
记者：你好！康晓光先生。很高兴能专访你。你刚下飞机，就已经是
公众关注的人物了。前段时间，海外许多网站曾全文转载了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报告《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个别好事之徒还组织了专家讨论，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最近，听说你要来参加周末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法拉盛图书馆的大陆时局和选择的讨论，人们再次关注你；人们期待你能介绍些有启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康：也许与我的专业训练有关，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太多的人
关注和太高的期望会让我有压力，感到不安。不过，我还是感谢大家的关心。
记者：康先生有点腼腆，真有意思。那么，康先生能否介绍点个人背
景和专业情况？
康：我出生在大陆所谓干部家庭。父亲原籍是山东，韩战后到人大读
书。再后来被分到东北。我是1963年在东北出生、并在那儿长大的。在东北，哈尔滨军工学院非常有名。我上大学想上那儿。听说该校文革中一分为三，我去了国防科技大学。但因水土不服，回到东北，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然后在沈阳农学院工作4年。而后上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是生态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工作。
记者：我理解了，你受的是工科训练，不喜欢热闹。但是，你是怎样
开始政治研究的呢？
康：这有一个过程。最初，我研究粮食问题，后来90年代初做过点生
态和资源分析。90年代初期开始搞贫困问题研究，写了一本《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96年开始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点是非政府组织。
我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始于89年。那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给我很
大的震动。我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变量。我开始关心政治体制和政局对发展的影响。
记者：你决心转行了吗？
康：不是转行。我还会继续关心传统的制约发展的自然和资源因素。
也会继续研究贫困问题和扶贫政策及体制。但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没有良好的或过得去的政治条件，就不会有健康发展。我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去研究政治问题。
记者：那你是怎样获得政治研究的训练的呢？
康：我是自学。主要是阅读和与有关专家讨论。我读了人们通常认为
必须读的书。也仔细倾听北京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观点。最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及其相应的观点。去年，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请我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我决定把我的思路和想法写出来。最近发表的东西就是我的研究心得。
记者：康先生认为中国政局能否保持稳定？
康：根据近期情况看，应当没有致命威胁。问题总是有，而且局部地
区和领域还会很严重。但不会有导致全局崩溃的政治危机。只要经济在发展并且为各种精英提供个人机会和改善主要阶层的权益状况，只要目前的权威体制操作得当，那就不会有类似89年那样的大风波。
记者：那么，中期和长期呢？
康：那就不好说了。如果经济发展速度掉下来，那就可能导致目前执
政基础的破裂，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破裂。那就可能会有天下大乱。
记者：康先生根据什么做这样的预测？
康：根据我所的框架，即结构/群体协调性分析。结构的概念源自派森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的社会系统。群体是大的社会群体依照掌握资源和对现体制政策的态度划分的社会；势力和阶层。现在中国虽然矛盾很多，子系统之间和群体之间有冲突，甚至局部严重冲突，但基本上相互能兼容，不至于崩溃。只要经济还发展，执政者就有本钱有余地获得精英支持，压制反抗和控制局势。
记者：那么，会有经济危机吗？如果有经济危机，那该怎么办呢？
康：如果现在就有危机，那就有可能转化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我的研
究中侧重对策部分，就是讨论如何避免这样的危机导致崩溃。
记者：康先生的方案是什么？
康：人们能想到的通常是政治民主化。我认为，目前民主化不可能被
现执政者接受，而且民主化受制于一些条件，中国还有待时日去发展。如果危机启动民主化，那不会解决这些问题，还可能使问题更严重。我的建议方案是政治行政化，即建立有能力、负责任的政府去解决问题和控制局势。特别是要让富人尽责任，让弱者有保障，共享发展成果，共担挫折后果。
记者：那么，康先生是不是不主张中国民主化？
康：不是！我认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恐怕非民
主化不行。但这是长期事业。我关注的是政治稳定性，是避免崩溃性危机。从这一特定角度讲，民主化的时机、进程、步骤、战略和策略都要仔细研究。我与我的同事长期研究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自然条件，我们没有其他国家所有的回旋余地去承受转型的失败和挫折，因此我们必须比别人更慎重。然而，最终中国必须民主化才能建立稳定的体制。
记者：康先生此行除开两个会之外，还有别的日程吗？
康：主要是开这两个讨论会。我特别对与不同观点的朋友交换看法有
据（大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