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凌锋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对中共专制疾恶如仇，无论时空千变万化，他都是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以犀利笔锋为武器的斗士，他那种“横媚冷对千夫指”的气概，象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犬儒病）已经病入膏肓－－凌锋的文章反映了他“立言”、“立德”，为天下“继绝学”的情怀，也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省和重新定位，作出了身体力行的榜样。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凌锋）的评论因为有亲历经验作根据，无不入木三分；他的回忆，由于是痛定思痛的结晶，篇篇都有血有泪。我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读这些文字，第一个感想是：这正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触觉敏锐、反应快捷”的凌锋，事实上也是一个文章快手，他在港台的报章杂志上有不少专栏，在香港生活期间，甚至一天要为好几个报纸写专栏，与一般的名家不同，凌锋对于各个媒体的约稿，不端任何架子，非常珍惜每一个表达的机会，尤其是在九七之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各个媒体主动投稿，因此你几乎可以在各种非中共控制的媒体上读到他的作品。有时，他甚至一天都可以写几篇评论，这就是在写作为生的同行中也是凤毛麟角。前年，陪凌锋夫妇和于浩成先生从纽约驱车去普林斯顿，拜访著名理论家苏绍智、李洪林先生，当时苏绍智先生曾问凌锋，你是怎么写这么多（文章）的？凌锋一九七六年从上海移居香港，一直到九七年再移居纽约以后，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累积下来的作品少说也有一千万字。因此，凌锋也是一个高产作家。
与为生活奔波、“为五斗米折腰”的写手们完全不同，凌锋的写作基本上是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的，比如他免费为《大参考》、《大纪元时报》、《新闻自由导报》、《新世纪》等多个媒体供稿。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写作政治评论，已经成为凌锋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他决不作无病呻吟状，也决不为写作而写作，他是真正的“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并且有十分明确的目标。读者看到的这本凌锋自费出版《中共风雨八十年》的新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球经销），就是为了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对八十年来中共祸国殃民的史实做一个清算。可见，对中共专制无情地揭露和批评，就是凌锋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