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极力鼓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似乎更谙通“精神是统治一切的”这一道理，明白控制精神领域有多么重要。它一上台，就开始极力清洗中国的思想意识领域，就连孔子的“仁义礼智信”的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和传统美德都予以批判和铲除，更不用说那些渊源流长的教人心向善的各种宗教信仰，同时把源自西方的、从“暴力革命”下产生的“共产主义”理念灌输进华夏这片土地。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使用的手段之“高明”(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阴险”和“恶毒”)是世上任何其它团体都无可比拟的。首先，它控制一切国家宣传工具以及暴力手段，打着“封建迷信”的口号封杀了一切。中国人民几经共产党发起的各种运动的磨难、长期灌输洗脑和无所不在的暴力恐吓，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浩劫，已经本能地把“宗教信仰”视为“愚昧、无知和落后”。“封建迷信”变成了打击人民信仰自由的一根非常有效的政治棍子。实际上，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和许多政治家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比如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牛顿爵士、当代物理学的奠基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许多台湾人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等等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科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有大约一半的人信仰基督教。
历史演变到了本来就靠封杀异己上台的江泽民时代，对各种宗教的邪变、以及对教徒的精神洗脑及暴力迫害更上层楼，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为了打击和虐杀面对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教，江泽民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宗教信仰”升级为“邪教”和“恐怖主义”，并在“稳定压倒一切” 的幌子下大打出手。
1．暴力摧残不同宗教信仰者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一日，“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在纽约曼哈顿西三号，五十一街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六份半中共政府有关迫害宗教信仰的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文件签署日期是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年之间。文件条款详细指示各级政府如何打压和消灭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及法轮功等宗教信仰，如采用裸体审讯、密捕利用、科技强警等前所未有的手段对信徒进行迫害。
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先生表示，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在于：首次披露中共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不仅仅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行为，而是来自党的核心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干等少数人的操纵，而且迫害的范围是全国性的。
然而，由于江氏政权掌握着一切宣传工具，极力封锁着每一个对它不利的消息，正如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研究员施皮格尔说，“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宗教迫害。中国政府当然不会有任何数位。中国国内的组织，除非是迫不得己寻求国际团体的帮助，否则也不会公布他们掌握的数位，因为外界介入，往往对在押人的处境更不利。”
但是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还是能够从封锁线下透露出来的点滴消息中看出江氏对中国宗教信仰压制的残酷性和恐怖性。
(1) 对藏传佛教的迫害
早在1300年前，佛教就传入西藏，从而对西藏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乃至于西藏人的衣、食、住、行等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懂得保持民族特色的江泽民一直试图想摧毁那里的藏传佛教。如今，且不说西藏地区的财富拥有者不是藏人而主要是中国内地人，让我们看看藏传佛教在江氏的统治下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好形式”之下呢？
骇人听闻的数据
非官方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所发布的《1999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中显示：1988年3月～1999年12月之间，西藏境内已知的良心犯有615人；其中，僧、尼人数高达495人。（僧人350人、尼姑145人、活佛5人；判刑时间最长的有28年。）
1987年～1999年间，已经知道的被折磨、拷打致死的西藏人政治犯共69人；其中僧、尼人数为36人。（僧人25人、尼姑11人。）中共在各寺庙中开展的“政治思想再教育运动”，拘留、监禁了不计其数的人。
1996年～1999年间，中共在西藏全境内所有的寺庙、尼姑庵中开展的“爱国主义思想再教育运动”。运动中，已经知道的有1,432个僧尼被工作组开除出各自的寺庙。有470僧、尼因不想违心地批评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而主动离开寺庙。
现在每年都有上千个西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其中僧、尼人数竟占60%。8月份到达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逃亡者共113人，其中僧、尼就有53人。在印度境内西藏人新建的二百多座佛教寺庙内，90%以上的僧、尼是近年来从西藏逃出来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西藏僧尼投河自尽，只因无法忍受江氏政权的迫害
“斯塔寺”已成为西藏康地区的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到1998为止已有10,000多僧尼。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人在内的、来自亚洲各地的佛教信徒。然而由于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江泽民的不安。于是，在1998年，江氏政权派出人员前往该地区，要求严格控制寺庙的僧尼人数，并宣布该寺庙只允许留下600名僧人和400名尼姑。就是说，有9,000多名僧尼将要被赶出“斯塔寺”。
于是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每月至少派两次工作组进行骚扰，逼迫该寺住持赶走信徒；最后还通过这些僧尼家庭所在的县、乡等组织，威胁僧尼们的家人：不把他们的亲人从寺庙叫回来，就罚款5,000元人民币，交不出钱的，就没收房地和牲口。如此，为了让家里的房地和赖以生存的牲畜不至于被中国政府没收，不少僧尼的家人来信苦苦要求他们尽速回家。这些善男信女不愿意给他们的亲人带来麻烦与不幸，更不愿意离开寺庙和自己的上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走上了自杀的绝路。从1999年2月至5月间的4个月时间里，竟有6名僧尼相继投入“斯塔”旁边的大河里自尽。
学过佛教哲理的僧尼肯定知道自杀也是一种杀生，和杀人一样是有着很大的罪业的。然而，这些从不杀生的佛教僧尼跳河自杀，可以想象江氏政权的残暴和恐怖。
另外，“斯塔寺”连续出现6名僧尼自杀事件后，当地政府不仅严厉封锁消息，还明目张胆地威胁当地居民和僧尼：谁要是透露出去，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严厉惩处。后来过了两年，外界才从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地区的“斯塔寺”逃出来的僧人那里得知那里发生的悲剧。
在“江泽民的批示下”四川扫荡五明佛学院
2001年夏，位于四川的一座最大藏传佛教学院五明佛学院遭中共四川当局封锁，四川省统战部王副部长代表江氏政府下令：在2001年6月26日前，原有的4,000多藏族女僧人（觉姆）只能留下400人，4,000多藏族男僧人（喇嘛）只能留下1,000人，而1,000多汉族人则必须全部离开，否则将推倒房子。学院从6月6日起已经被迫停课。而后该学院即被中共的部队官兵占据，百多座建筑物被破坏，数千名僧侣被赶走，多名尼姑在过程中被吓死。其中，佛学院六十八岁体弱多病的院长蓬乔喇嘛，六月开始被当局幽禁，目前下落不明。
西藏普通百姓的遭遇
如今，在西藏普通百姓人家，不许吊挂达赖喇嘛和他所承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格顿曲吉尼玛及嘎吗巴活佛的画像。在甘孜地区今年早些时候，县政府也正式宣布禁止百姓家中吊挂当地人民非常崇拜的高僧索朗群培的画像。在拉萨地区藏族干部职工家中甚至连佛龛都不许摆设，江氏政权还把每年7月6日的夏季祭神活动定为非法行为而加以取缔。
违令者，学生将被开除；干部职工将被扣发工资。江氏对藏传佛教的迫害连那里的孩子都未能幸免。有一个小学生因为考试前到寺庙烧香被发现而被学校开除。
高级喇嘛在江氏政权下的处境
众所周知，西藏第2位高级喇嘛11世班禅喇嘛格顿曲吉尼玛，1995年5月他被正式宣布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的第3天，就和他的父母一起失踪了。当时，他才6岁。然而，12月8日，中共却自己另外推出一个班禅喇嘛。这无疑是江氏政权想进一步控制藏传佛教的又一举措。
西藏甘孜地区达吉寺的高僧索朗平措，1999年10月25日，他被当地公安局秘密逮捕。理由是他和达赖喇嘛有关系。当地百姓得知后，有3,000多人聚集到县政府门口，要求释放。百姓还扣压了两名公安人员。在中共派军队后才算平息。在这事件中，80多人被捕，很多人受伤、受罚。而这位高僧身陷囹圄，被关押进了达子朵监狱。
就连西藏境内的第三号人物，被中共和达赖喇嘛双方面都承认的唯一的高级喇嘛---17世嘎吗巴活佛，终也不堪江氏政权的压制，于1999年12月28日晚上10点钟，一行7人离开措布寺，逃到印度达兰萨拉。到了印度后，嘎吗巴活佛说：“佛教在西藏正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由于江氏霸占着一切媒体工具，中国的老百姓除了能看到那里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外，根本就无从知道那里发生的迫害藏传佛教的骇人听闻的残剧。
(2) 对天主教徒及基督徒的迫害
随着改革开放，在国外盛行的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也不断地发展起来了。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宗教自由的权利，然而 中国官方却试图牢牢地控制各宗教派别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什么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并于1994年颁布144号145号令，分别管理中国境内的外国宗教人士及中国所有的宗教人士与其活动。于是，不登记、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也就是脱离江氏政权控制的宗教信仰团体便成为“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非法和违法的犯罪活动的邪教组织和反动、非法组织”。
然而，随着对教义理解的深入，有些宗教信仰者也逐渐地认识到了所谓的“三自”教会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不再愿意加入官方的教会，于是出现了现在盛行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天主教地下教会。这对于一直想牢牢控制所有教会活动的江氏政权来讲，无疑是它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江氏政权对天主教徒及基督徒的迫害也在不断升级。
“杀鸡儆猴”，吓阻老百姓
法国天主教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法国新教联合会、法国基督徒反酷刑行动委员会三家宗教机构于2001年初在巴黎联合发表了一份关于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受歧视和受迫害的报告。其中，法国教会报告指出，随着中国打击“邪教”扩大化以及宗教立法趋严，信仰问题又像过去一些严酷的历史时期一样泛政治化了。凡是拒绝加入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中国自由基督徒，都受到警方监视、恐吓和迫害。警方在各省逮捕地下教会的主持人和传教士，关闭和摧毁基督徒的“家庭教堂”和宗教聚会场所。被抓的主教和神父等，被强迫加入政府的爱国教会，如果不服从的话，就会被劳改，被关押。
华南地下基督教会的领袖龚大力（龚圣亮），祖辈三代基督徒，2001年8月8日被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拘捕，2001年12月5日被湖北省荆门市中级法院以利用邪教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伤害罪、强奸罪，被判为死刑。现拘押在荆门市公安局看守所。
河北省的天主教徒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同时很多都属地下教会，然而江氏政府对这些忠于教宗的活动者加以凶暴之待遇。河北保定市主教苏志明被抓六年多，无人知道其确切下落。
1999年10月，李德先（Li Dexian）牧师因为两个新教“家庭教堂”主持宗教仪式被捕入狱；1999年12月韩定祥（Han Dingxiang）主教被捕入狱；2000年8月，蒋约瑟（Josep Jiang）主教被捕入狱；稍早于1997年被捕的苏哲民（Jacques Su Zhemin）主教，至今仍在狱中。
2000年9月14日，北京当局逮捕了一名81岁高龄的地下天主教教主曾京穆和他的两个追随者，而且是警方直接从家中把他带走拘留的。曾京穆曾经坐牢30多年，过去两年被软禁在江西省的住所。
2000年9月4日，河南省西华县，中共警方拘捕了“中国方城教会”130名基督徒，并声称这些人涉嫌“利用邪教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而被刑事拘留，并被羁押在西华县看守所内。
2000年8月，中国福建省公安在南部捣破一个地下教堂，拘捕神父廖绍山，以及20名修女及3名信徒。当公安拘捕廖绍山时，严加殴打，在拳脚相加下，廖神父被殴打至吐血。
2001年5月，香港商人黎广强因偷运圣经到中国，而被中国当局逮捕。开始江氏政府欲把此案与邪教相提并论，意欲重判该案并吓阻百姓，特别是那些外来的传教人士。后来迫于国际压力，由原来较重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改控以较轻的“非法经营罪”，但是黎广强还是被判两年徒刑。没想到，这件事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美国总统也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后来江氏政府不得不在美国总统布殊2002年2月中旬访问中国之前将其释放。
十六大前江泽民欲捣毁中国地下教会
中共当局允许的宗教活动只限于向政府注册登记并经国家批准的宗教，并把本国的教会与在世界各地有关的教会尽可能隔离开来，对于一切不愿屈服、接受管制的非官方宗教团体，用邪教法或其他法律予以打击。
十六大的临近，又成了江泽民打压宗教的一个最好时机。于是，江泽民打着国家需要“稳定”的旗号，又对各种宗教团体开始大面积打压。他除了下令严厉整肃报刊网络传媒外，并大举搜捕镇压异见分子、家庭教会信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仅仅从8月22日至9月11日三周内，在纽约的“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收集到中国各省市多达486人被拘捕名单，和警察执法犯法、民兵和村干部随意拘捕并迫害基督徒的事例，其中竟有48名儿童。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罗马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魏景义于9月9日遭到中国逮捕；中国公安部一局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于8月20日午夜偷袭了温州地区的家庭教会，并从各地拘捕了28名基督徒；2002年8月6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基督徒聚会时连续遭警察强行闯入并任意拘捕11人；8月4日上午，浙江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局长施金良，副局长金捷，政法书记周妙兴，转塘镇派出所所长应法根等，率70多警力共100多人包围了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柏联村在钱维新家聚会的100多个信徒，并彻底铲毁了家庭教会100多平方米的平房；2002年7月24日晚8点30分，山西省运城市一基督徒在半路上被便衣拦路拘捕遭到折磨并被勒索性罚款五千元；2002年7月9日晚9时许，四川省高县，拄着双拐的基督徒邓甫云因信耶稣被高县公安局拘捕，并惨遭公安人员折磨；2002年6月30日早晨，江苏省涟水县谭正林等21名基督徒聚会，执法部门以“私自聚会触犯国家法律”为罪名，将21人全部拘捕并处罚；等等，等等。
(3) 独裁者施压联合国 欺骗国际社会
江氏政权不仅牢牢控制着国内的宗教团体，而且，利用老百姓创造的财富施压联合国。
2000年8月底，世界各地1,000位宗教领袖云集美国纽约，举行“千禧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然而，联合国却受制于一个残暴侵犯宗教自由的独裁者，并在江氏蛮横的要求下噤若寒蝉。从而，代表东方宗教的一个重要体系──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竟然由于信仰“无神论”的江氏政府的抵制与施压，以致没有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头两天的会议。
中国内地随着宗教信仰人数的急剧增加，江泽民对宗教的迫害也越来越严重。然而，面对国际的谴责，江氏政权常用的一句口头禅便是，“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国家内政”。同时，在国际的舞台上，用谎言蒙蔽着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2000年9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 克江会谈”中，江泽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陆是一个有宗教包容性的国家，“语言 、宗教及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习俗都被保护与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也被保存并发展”，并对法轮功也说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话，一会儿说法轮功根本不是宗教，一会儿又说其是“邪教”。不是宗教，不知又何来邪教之说？
2002年3月，当布什在北京访问期间，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江泽民面对国际媒体继续宣称，中国有宗教自由。理由是：中国建国以来的各种宪法上都写明了有宗教自由。并假惺惺地说，“如果某人被捕，那他一定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我作为国家主席，也是无法帮助他的。”也许他忘了他就是法律的执行者，并且常常是先定罪再立法。
不仅如此，江泽民常常派出那些已服务于他的宗教领袖在外面游说。2000年8月底，由中国五大宗教的领袖组成的中国宗教代表团一行七人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世界宗教界千禧年盛会上，大谈中国人民充分享受着宗教自由的权力。后来，又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新闻界见面， 代表团团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又一次强调，中国的各宗教在宪法和有关法律的保证下，充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2．江泽民给宗教政治洗脑
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虽然几乎摧毁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民间传统信仰和中华传统文化，并试图将“共产主义”理念灌输进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运动，共产党并没有成功，其现在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也已承认了这一切。
在2001年3月24日‘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浦菲从北京发出了对江泽民的专访报导，当邮报记者问道，“中国人民是否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时”，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江泽民居然承认了“也许是的”，并说道，“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江泽民本人都已承认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失败，然而却依然压制一切宗教信仰团体。虽然，2002年2月21日，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布希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世界媒体，这位无神论的核心曾假惺惺地表示他本人还拜读过几种宗教的经书。事实上，他在打压宗教团体时，仍然控制着一切国家宣传工具，把不愿受其控制的宗教信仰视为“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不仅如此，江泽民在“爱国主义”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下，试图不断地给宗教信仰者政治洗脑。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江泽民在1995年底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一再强调：宗教工作要“讲政治”。并把江氏于1993年提出的三句话定成了中共长期的宗教政策：全面正确的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
如此看来，江泽民不仅想全面控制所有宗教团体，而且，还准备邪变宗教教义，试图将各宗教团体牢牢控制在其独裁之下。
受制于江氏独裁的宗教
如今，有五大宗教受到江氏政权的承认和认可，即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然而，他们已完全受控于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管辖。这些教义变异 、受制于江氏精神独裁的所谓宗教团体，已经在实质上变异为挂着宗教招牌的共产党组织，或者听命于共产党控制的民间杂乱社团。如对天主教实行自主自办教会，基督教实行“三自”（自治、自养和自传）。其他三大宗教均建立协会，协会中设有党组，从而完全违背了各宗教的教义，宗教的头目也自然成了宗教中的政客，并享受“厅级主教”、“局级和尚”、“科级道士”的待遇。如佛教的某个头目在生病时居然住进了 高干的疗养院，完完全全地违背了佛教的创始人释袈牟尼的教诲。同时，这些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起了跳梁小丑的角色。
在2000年8月的“千禧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上，来自中国官方挑选的参加这一世界大会的五大宗教领袖，全都成了江氏政权的代言人而已，并在达赖喇嘛的代表发言时滑稽地离场“表示抗议”。很显然他们已不再听从上帝或佛陀等的教诲，而是完完全全地奉“无神论者”的指令行事。哪里还是什么佛或基督等的信徒？至此，可以看出江氏政治洗脑的厉害。
如今在政治洗脑这场迫害中，这些宗教领袖不仅成了江氏独裁的牺牲品，而且助肘为虐，如今又沦落为打压自由宗教团体的打人工具。
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实为“邪变宗教”
宗教存在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维持人类的道德水平，教人心向善，使人们懂得作恶者会遭到地狱的惩罚。自然，这一切和江氏独裁下的“共产主义信仰”(实为“假恶暴”理念)有了冲突，宗教的兴盛必将使江泽民无法再维持他的独裁并随意驾驭和愚弄在其统治下的十多亿人民。所以，江氏为了遏制各宗教团体对黑暗政权离异反叛的思想暗潮，他打起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幌子。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藏传佛教中实施“爱国主义”改造。
1996年9月上旬，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监察组织“西藏资讯网络”称，一项对拉萨主要寺庙僧侣的“改造”运动已扩展至整个西藏藏族自治区。改造小组已颁下文件，文件规定在这项运动中表现“态度恶劣”的僧侣将被逐出寺门。官方举行这项运动的目的是要向僧侣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根除藏独活动。仅仅在热辰寺，1997年， 由于拒绝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17名僧人被工作组开除出去。翌年， 有32名僧人以同样的理由被另一工作组开除掉。现在热辰寺只剩下 130名僧人。而该寺本来规模较大，是彭波地区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寺之 一。
当然，对那些在中国的其它教派也难逃“爱国主义”改造。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庆祝大会于2000年9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上，来自江氏政权的代表王兆国在大会上大肆鼓吹“爱国主义”，并宣称“爱国主义精神在基督教领域的成功实践”。
在浙江省首届重点寺院规范化管理现场会上，所谓的负责人在那儿骄傲地宣称，“寺院多年来高度重视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极大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促进了寺院的建设。”
可见，“爱国主义”改造已深入到各个宗教领域，实质上无非是让这些宗教团体接受江氏的独裁。对那些不愿接受“爱国主义”的信徒，有什么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曾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就职的季泰牧师仅仅因为他的一篇讲道“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不符合“爱国主义”精神触犯了三自会的领袖，从而被一下子当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于是，原来深得这些领袖赏识并精通多种语言的他并被开除出了学院，罪名是：“违法宗教活动”，并说他“经常不参加学院的爱国主义学习，从不参加每星期一以及重大节日举行的升国旗仪式。”
其实，江氏的政治洗脑才是对宗教的最深最根本的迫害，它完全邪变了宗教教义，从而把广大的信徒牢牢控制在实施“假恶暴”的“无神论”统治之下。
3．“无神论”的背后
“幽灵，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这个幽灵诞生了，它就是无神论的创造者－－共产党。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在中国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把敬仰“佛道神”的宗教信仰视为“封建迷信”并予以打击的真正原因吧。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们还普遍地谈论着佛道神的存在，特别是中国百姓，人们敬仰神佛的智慧，神佛的宽厚仁慈和无量境界；而且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懂得 “善恶终有报”的道理；遵守神佛给世人定下的生存准则，行善积德，以仁义行天下，抑恶扬善，崇尚正直和善良。所以几千年来，华夏子孙，上自皇帝下至黎民都敬天重德，从而使中国成为流芳于世的礼仪之邦。
然而，源于幽灵，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共产党靠的是高压行政手段和谎言，它最怕的就是罪行被曝光于天下，因为黑暗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扫除人们对“佛道神”的敬仰，它打出了“无神论”的招牌，“谎言说上百遍也成真理”，于是，用其控制的国家宣传媒体，加上暴力手段，把“无神论”强行灌输进人们的大脑。可以说，五十多年来，无神论在中华大地已泛滥成灾，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被迫接受了赤色洗脑。接受了无神论思想的人们不再为自己生命的永远着想，不再讲究积德行善，而只考虑一生一世的眼前利益。“无神论”开始毁坏着人性，毒害着人类。回顾“无神论”盛行过的国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核心实质就是血腥恐怖，阴险奸诈，凶残歹毒，它给人民留下的只有灾难、屠杀、恐怖、恶梦，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统治从欧洲到中国，从北朝鲜到东南亚柬埔寨都以恐怖的人间地狱证实了这一点。
到了江泽民用小人之术攫取政权的时代，虽然他自己就宣称共产主义信仰已经破灭，然而，他继续给广大的中国人灌输着“无神论”的迷魂药，甚至在历次的宗教会议上大力宣传“无神论”，并要求已被其邪变的宗教领袖协助推广“无神论”。但是，面对日益发展起来并不愿受其控制的各种宗教，独裁的基石正在日益动摇，江泽民的恐惧正日益加深。
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看到日益觉醒并愿回归神的怀抱的中国人，已丧尽天良，集阴险奸诈狠毒于一身的江泽民已完全丧失了理智，进入了末政的最后疯狂，利用军政大权，操纵国家一切宣传工具，试图把那些信仰“佛道神”的人们推进他营造的 “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