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期间，我第一次应邀参加了中国朋友的婚礼。那天阳光灿烂，我穿上丝绸质地的唐装，订了一束鲜花，赶到酒店。喜宴热闹极了，人们纷纷举杯为新人祝福，互相交谈，大声欢笑。新郎和新娘挨桌敬酒时，每位宾客都送上一个红色的小信封。是请柬？贺卡？还是一种神秘的护身符？我毫无准备，急忙询问身边的朋友。他笑着低声告诉我，信封里是现金，送得越多说明和新人的关系越亲；你是外国人，不懂规矩，不送也可以。听了他的话，我飞快地掏出一沓钞票，塞进朋友的信封里，说这就算咱们两个人的，我宁愿被认为是个穷鬼，也绝不敢当小气鬼。
刚到中国时，我一度为低廉的物价而惊喜，为不用付小费而感到轻松，为中国朋友一次次的宴请而有点不好意思。但在中国呆的时间一长，我和这里的人们一样，似乎越来越在意“面子”。我也小心翼翼地“大方”起来了。我明白了不少道理－－－如果客人说“不用”、“不要”或是“不客气”，千万别信以为真；不管是否有人对海鲜过敏，请客一定要有龙虾或鲍鱼；无论餐厅环境多么优雅，结账时总要争先恐后一番以示诚意；购买昂贵的礼物送人，“一不小心”忘记撕掉价签也是我学会的常用诡计。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大方”与否算得上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判断尺度，而“大方”和“富裕”是不挂钩的。赚钱是本事，如何花钱更考验一个人的智商。吝啬的人被称为“铁公鸡”，没有人愿意和一毛不拔的富翁交往，即使他理财的能力和付出的艰辛足以令人敬佩。而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如果为了请客能不惜拆东墙补西墙，几乎就能获得最大的社会认同。
“小气”的美国人
这么看来，美国人的确是非常“小气”的。朋友聚会最理想的场所是咖啡座，最自然的付账方式是AA制；老少咸宜的礼物不外乎是一束花、一瓶酒或是一盒糖果；即使父子之间借钱，也会事先约定还款日期和利息－－－这点被我的中国朋友贬称为“没人性”。
“没人性”是出于一种对金钱没法掩饰的理性。尽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近10倍，可一个普通美国人收入的1／3要交税，其余的一半以上用来支付各类保险、房屋和汽车的分期付款、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费用，余下的一小部分，必须精打细算，用来应付日常开支－－－每个月都会有雪片似的账单寄到家里。工作之余，旅游度假是美国人的普遍和必需的选择，如果个人再有些情趣爱好，比如养条狗或者参加减肥俱乐部什么的，能剩下用来“大方”的恐怕就没几个钱了。这样的日子，将年复一年地拷贝下去，除非这位“小气”的美国人一觉醒来中了大奖。一夜暴富的美梦人人在做，天天在做，但在美国这个经济运作规范、商业法规林立的社会，这样的美梦实在太难圆。
客观地说，美国的富人们大多数还是大方的。在消费心理普遍成熟的社会，他们一般不会把金钱用在花天酒地上，而更多地选择社会福利事业，比如向学校、医院或教堂捐款。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就是由老洛克菲勒时代创立的基金会捐赠建立的。今天美国的头号富翁比尔•盖茨也由父亲打理自己的基金会，捐助贫困人群和国家，而他决定留给子女的，只是一份保证衣食无忧的人寿保险。
当然，这种大方背后往往也隐藏着别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税，也许是为了博个好名声，也许是为了给将来做铺垫－－－竞选献金这种游戏就是典型的例子。
追求理性的“大方”
今天，中国的GDP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均GDP也超过了3000美元。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人开始享受富裕，而当财富保有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逐步理性化。人们不再追求展示富有的快感，他们日趋成熟，关注的焦点逐渐投向生产的扩大、财富的积累和对社会的回报上。媒体广泛传播捐资办学、修路、绿化的事迹，舆论将人们的观念导向了更理性的“大方”。
我希望，在这种转变中，人们之间能保留传统的那种亲切。AA制尽管合理，但追求姑娘的小伙子们，还是要乖乖掏钱请客，否则，连我都会严肃地批评你一句：小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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