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当江泽民先生经历几年邓小平垂帘听政的磨练，执掌实权并终于巩固权力，党政军一把抓后，就在那个热得反常的夏天决定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手中握有国家全部权力，可以动员全部社会资源，开动所有镇压机器，要镇压法轮功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财迷心窍。其实，最容易迷住人的心窍的，是权力，是不受任何制约，不可一世的权力。江泽民先生的恶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现在，据说中国共产党要按计划召开十六大了。十六大以前，谁上谁下，半下还是全下，个别下还是一起下，要上大家上还是我上你不上，这样的传言就到处飞了。流言蜚语，纷纷扬扬，空穴来风，半真半假。可以想象，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此刻紧张得睡不好，是腾达还是落魄，就在这一下子。而对于当家作主了半个世纪的老百姓来说，这种对不可测的政治运作的等待简直烦得死人。谁上对老百姓一定是好事，只有天知道。中国政治的诡秘，已经到了人们不愿猜测的地步。
在此以前，曾经有过报道，说江泽民先生流露出向往退休后安享天年的正常人愿望。江泽民先生是扬州人，一定熟悉郑板桥“老渔翁，一钓竿”的乐趣。他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表现出他的才情，他显然不是一个不懂生活的政治机器。他等待着退休以后的安闲生活，这是可以想象的。可是，他怎么就不知道，当他贸然违宪地下令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的时候，当他就此开始违法地滥用权力的时候，他就走上了这个旧制度给他安排的不归路。你有权，走出第一步，即使为所欲为也不难。发现走错了，想回头，可就难了。这不，如今要开十六大了，到了江泽民先生按照先前承诺“下”的时候了，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不想下了，至少是不想“全下”了。
回顾一下江泽民先生的前任们，就不难明白，“下”，非不想也，乃不敢也！
这就是权力迷住心窍的结果。当他下令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和几千万民众的信仰相比，你个人手里的权力算得了什么，那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论权力，谁能和毛泽东比。毛泽东算得横了，这三七开的功过比例，岂是自己说了就能算的？能做得让秦始皇焚书坑儒象小巫见大巫，却免不了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聪明得把全国人民都可以当傻瓜摆布的毛泽东，大概在生前就终于看到了。他知道，当死神最终让他“下”了以后，他这个“案”，是总有一天要翻过来的。而且，翻他案的一定是他的接班人。他作的孽，就是留给接班人的遗产。清算他的罪恶，就是他的接班人巩固权力，取得合法性的必要功课。
所以，他先下手为强，拿下了自己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最最亲密战友林彪，又一次出奇兵，亲手选了一个“工农兵样样干过”的造反队王洪文，打的主意就是：把一个地位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人从底层拿上来做皇储，这是最不可能将来翻案的人。可是，不过几年，毛泽东重病之中，又不放心了。临终之际改了主意，选择华国锋。其中之苦衷，一言以敝之：你办事，我放心。办什么事？放什么心？不挖祖坟，不翻案也。
毛泽东的去世，是这个制度第一次在死神的逼迫下实行政权交接，也创下了政权交接的最恶劣先例。毛泽东手选接班人的几次变卦，实际上为这个国家订出了这样的政权交接规则：第一，由现行的最高执政者亲自决定接班人，即下一任最高执政者；第二，最高执政者挑选接班人的第一条件，也是唯一条件，就是接班人忠实于现行执政者，所谓“两个凡是”；第三，为此，接班人必须表现出忠诚，首先是没有野心，没有才华，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尽管早就有所谓“接班人几项标准”之类的漂亮话，其实选择接班人就是要选择一个极端忠心耿耿的庸人。想做接班人吗？那就要表现得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庸人。
毛泽东的选择是成功的，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华国锋“忠”，要“忠”到如此地步则必然“庸”；“庸”到如此地步就挡不住翻案的历史潮流。我们亲眼看到了，历史演出了毛泽东一定梦见过无数次而最不愿意看到的剧本：飞快地来了一个华国锋下，邓小平上，而“永不翻案”的邓小平一分钟也没有犹豫，马上翻案。从此，在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永不翻案”的承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邓小平无意中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最高执政者永远没法相信他的接班人。要表现到现行执政者放心的地步，要么是真的“庸”，“庸”到不顾历史潮流“两个凡是”的地步，从而轻而易举地被“永不翻案，一有机会立即翻案”的人取而代之；要么就是伪装的“庸”，韬光养晦，城府深到任何人窥视不透的地步，只等着大权在握才大展身手，这样的人会忠心耿耿吗？当然不会。
邓小平自己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知道，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出尔反尔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他想打破这种生前亲手挑选接班人，死后接班人必然挖祖坟的循环。这一次，他亲手挑选接班人，并且要亲眼看着接班人执政。从而，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演过无数遍的“垂帘听政”。执政党的中央居然会 有一个秘密决议，来一个退而不休，真可算是当代社会的一大奇观。邓小平就这样当了几年自己坟墓的守墓人，以防止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挖了自己的坟。
结果是，邓小平把中国政治交接的模式弄得更为复杂诡秘。除了退而不休，“集体领导”，还有一个幽灵般的“隔代钦定”。如今，终于到了江泽民先生该“下”的时候。
当1999年宣布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事情一开头，岂是三年两月就能了结的？江泽民先生怎么收这个场呢？你的权力再厉害，能有几年折腾的？且不说邓小平时代定下的到了年龄要“退”的规矩（这是邓小平留下来的值得肯定的政治遗产），就算让你象毛泽东一样执政到死，就算让你象毛泽东希望的那样能活一百二十岁，这权力之厉害还是“暂时”的。几千万民众在苦难中的信仰，岂是几十年镇压能够消灭得了的？如此违宪镇压民众的案子，岂有不翻之理！翻案只是早晚的事情。时间拖得越长，镇压所积下的血泪冤案越多，时间一到就翻得越快。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祖坟是挖定了的。而挖祖坟的，必然是将来的执政者。接班人任你选，随便你选什么人。你积累下的执政罪过，却仍然是未来执政者手里可以使用的财富，清算你的罪错就是他的上任政绩，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挡他使用这笔政治遗产。在这样的制度下，执政者唯一可以信任的，是自己的儿子。就象金日成选金正日接班一样。毛泽东如果有可能，一定会选择自己的儿子当接班人，证据是，他甚至考虑过选江青当接班人。可是这一条现在在中国也难以做到了，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世袭制，而是因为毛泽东的长寿，使得后来的接班人不到六七十岁就接不了班，在接上班的几年里来不及把儿子培养成接班人的地位。如果让江泽民再执政十年，他选择儿子当接班人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道理非常简单，他们自己明白，将来只有儿子是可靠的，儿子不会挖祖坟，因为儿子挖祖坟会伤及自己。
这就是如今江泽民先生欲退难休的原因。这就是中国政权交接特别难的原因。
这种政权交接的诡秘危险，植根于旧制度的权力结构。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权力的过分集中而没有任何制约。位于权力顶端的那一个人，拥有过分大的权力。这一个人的权力，不仅没有其他权力的制约，也没有自身程序性的制约，从而必然使得这种权力的实施带有个人的特点，带有任意性。这种过分大而集中的权力，既然带有个人任意性的特点，就必然要这个个人承担起权力使用的责任。千秋功罪，难以逃脱！
这种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交接方式，使得中国的庞大执政集团至今没有人懂得怎样和世界民主国家打交道，不懂得民主国家里，权力是有分权和制衡的，是有程序约束的，权力并不是某个人的事情，人家是政党轮换的。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是常识，中国的执政集团却就是死不明白，居然会用导弹军演去做工作影响人家的民主选举。如此蠢的事情，就是出于这样的陈旧观念。也就是这种旧制度下的旧观念，使得江泽民先生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开明，却死死咬住：“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从而和中国滥权者的恶梦相伴终生。
旧制度的这种交接方式，从此还将使得中国社会变革具有这种十来年一个周期的特点。在此交接前，政治和社会改革将是一个停滞期。老百姓只能耐心地等，按住性子熬。而在交接之后，变革才会发生。变革的好坏却永无保证。而我等着的是，总有一天，有那么一个执政者，反其道而行之，说：“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也要搞，”象蒋经国先生那样，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政党轮换，从此打破中国政治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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