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真相》一书披露，江泽民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被提拔为新一代领导人，但是不少重大的决策仍然由以邓小平为首的已经退居二线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幕后做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李成教授说，这种局面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江泽民刚刚从上海到中央，势单力孤，是个弱势领导人，并且他当时缺乏经验与多方面管理的能力。
李成说，现在江泽民即将退居二线，他也会希望象第二代领导人那样试图施加影响力，但李成认为，江泽民的影响力不会很大，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本身缺乏邓小平扭转乾坤的历史功绩，第二，现在的制度化建设更加健全了。还有一个因素，第四代领导人比较能干，他们在重要职务上干了很长时间，尤其是胡锦涛、温家宝分别在国家副主席和常务副总理的职务上待了快4年了。”
*幕后控制模式有变化*
李成教授在解释中国出现的制度性变化时说，中国从一个强权人物、革命年代过渡到集体领导的时代，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牵制、妥协、选举、讨论。他说，这个过渡很明显。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把他当成一个神，他的继承问题好像是他的私人的事情，别人不得过问。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否认他会死。到了邓小平时代，人们都知道他会死。所以香港、深圳、上海的股票市场走向，会受到邓小平病重消息的影响。而现在人们讨论的是江泽民什么时候退：“所以从毛泽东是否会死，到邓小平什么时候死，到江泽民什么时候退，这反映出中国政治的一些变化，那就是强权人物的作用逐渐在淡化。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强化。集体领导机制有多方面。实际上中国最后的决策，包括现在，并不是江泽民一个人说了算。我想更多的是政治局常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敏欣说，退居二线后实行垂帘听政是强人政治，而象江泽民这样的政治威望和道德威望弱的前领导人就会发现，垂帘听政的模式对他不适用。因此裴敏欣认为，江泽民采取了其他模式，试图像第二代领导人那样给下一代施加影响力：“最近一系列中共中央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一定用第二代领导人的那种模式，比如说由八老，由退居第二线的前领导者来控制下一代。他是直接在新的一代领导班子中安插自己的亲信，特别江泽民自己最信任的中共高级领导官员，通过这些领导官员来控制和操纵今后的国家政策。”
*安森信将是主要模式*
裴敏欣说，目前看来，安森信的模式将是未来中国精英政治的主要行为方式。不论中国退休的领导人采取何种模式干政，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将起什么作用呢？裴敏欣认为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负面作用都要远远大于正面作用：“因为它使中国许多必须马上解决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主要原因是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分配没有结束，最新领导人的权力地位还没有巩固。这使得所谓不可知因素大大增加，政策的可预测性大大降低。”因此，裴敏欣说，这可能在3-5年内导致中国表面的稳定，实际的政治停滞不前。
李成教授则认为，老一代对新一代领导人施加影响力有其正面效应，那就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谁都不希望看到突发事件的爆发。但是，李成指出，垂帘听政、幕后指挥以及黑箱作业都是不健康的。他说，退休领导人都会有其影响力，包括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基辛格，但是要区分正式的权力和影响力。如果老一代领导人不在其位而某其政，新一代领导人就无法为其政策的制定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