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散文大盘点

世纪临近结束，文苑好事者颇有年终盘点之癖，诸如给大师排座次、为小丑点白鼻之类，赏善罚恶，层出不穷，宛如最后审判。笔者自从辞去漆园之职，也颇为好事。然而众所周知，笔者宗师老聃，与儒门宗风不同，依吾师教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论诸家散文，不作盖棺之论，仅出游戏之笔。当世巨子，必有遗珠；跳梁小丑，偶或齿及。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笔划为序。本拟凑满百数，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顾数之圆满，权当不齐之齐。呜呼！千载之后，无非枯骨，何必作蜗角蛮触之争？

　　巴金《随想录》

　　巴金被人们当成了道德偶像，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国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圣化情结”，因为无神论的民族需要用圣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却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信仰圣人的中国人通过把有德者圣化，也杀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圣人才有，那么远离神圣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堕落。巴金是可敬的，因为他是忏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须忏悔，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

　　丰子恺《作客者言》（《缘缘堂随笔》）

　　至情至性、儒雅谦和的子恺居士，不承想也有这般头角峥嵘、字字藏刀的笔墨，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俗世礼节，渲染成惊险小说般的恐怖。视角诡谲，笔法多变，叙述流畅无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语言风趣至极而竟能险象环生。这里分明蕴含着某种一言难尽的高明：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挑破机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独一无二的，文自然也难逢其俦，遂成空谷绝响。

　　王了一《关于胡子的问题》（《龙虫并雕斋琐语》）

　　《代序》中说：“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经著作《古代汉语》的王力颇为多产，而写胡说散文《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王了一并不多产。学问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以产量较低之故，所以没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影响大，但质量并不低。何况真有与沈从文讨论古人胡子的“胡说”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

　　王蒙《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读书》1990年第1期）

　　王蒙聪明过人，素以机智闻。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多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字绝缘，但也正因为与纯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我们反而有幸读到了堪称典范的议论文：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

　　王朔《我看金庸》（《无知者无畏》）

　　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后游学西方，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思维是人的本质，追求智慧是思维的乐趣，参差多态是人生的主要幸福。于是他归国后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杰出批判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有趣。在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无畏的胆识，批判了刻意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国人的精神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

　　韦君宜《编辑的忏悔》（《思痛录》第十四章）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伪文学的组织炮制者、经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录》，作为共和国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足资今人和后人引以为戒。在《编辑的忏悔》中，韦君宜承认，作为编辑，她长期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编造和出版谎言。

　　北岛《朗诵记》（“新语丝”网站）

　　北岛首先是一个比世人觉醒得更早的杰出诗人，小说《波动》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全面艺术才能。而《朗诵记》记述他浪迹异国的游吟生涯，则表现出他决不狂热的可贵自嘲。民族诗人与异国文化的异质和冲突、各国诗人的反叛立场与全球化商业社会之间的互相对抗和紧张，在这篇绝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史铁生《我与地坛》

　　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至少，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语言素养很高，有一种特殊的“笔墨博学”，这使他的展开方式永远显得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感构造，既纯粹又老练，既世故又无邪，既锐利又开通。

　　龙应台《小城思索》（《〈书屋〉佳作精选》）

　　台湾龙应台女士，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文风轻快也常常不自觉地流于轻率，议论风生而时时失控到风泼。虽得一时大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着之气。故聊备一格。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重读大师》）

　　学者刘小枫的散文成就远远高于许多职业散文家。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新时期以来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记恋冬妮娅》表明，宗教源于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非来自外在的压力和灌输。

　　李敖《由一丝不挂说起》（《独白下的传统》）

　　饱学之士大多拘谨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李敖博学直追钟书，狂癫不让梦露，真言与呓语齐唾，风雅与风泼共舞，若仅以此标准相衡，自视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并不唐突，何况钟书不屑与他论列，梦露的两只“大奶奶”又摇向别处去了。谈论李敖的难处在于，他在当代中国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辉《沧桑看云》（《收获》杂志）

　　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者。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圣徒或受难者。控诉前朝是中国传统的又一个文化病灶，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但年轻人却不得不顺势而下继续品尝新的精神创伤。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但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因此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书》）

　　朱大可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说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气，那么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说，痞子气的王朔自己并非痞子，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并非流氓。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决非才子。但正如鲁迅所说，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著书商讨伐余秋雨。

　　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美学文选》第一卷《谈美》）

　　作为美学家，朱光潜不满足于关在书斋中研究理论，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审美眼光推广到大众之中。他的《谈美》和《谈美书简》，对于把中国人从泛政治化的畸型视界中解放出来嘉惠实多，而尤以《谈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于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句旅游广告语“慢慢走，欣赏啊”，成了唤醒中国人古老艺术心灵的一时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遥读〈红楼〉》）

　　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虽然，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视如缺陷固可，视如特长亦无不可，前人不云“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所谓《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实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评者一人，而明暗之间，倏忽万变，正可引来芸芸看客驻足齐观。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

　　历史学家朱学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天赋，还与他注重学术活动的“地气”有关。这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分明暗含了极具思想价值的学术发现，但还原文章本身，却与作者念兹在兹、无日或已的人文关怀有关，它是属于田野乡村的，是可以用丰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郁痴迷的情感不仅不会妨碍思考，反而会使思考得到附丽，并由此走向独特、强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学语文教材》）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的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乍别妻儿，方沿荷塘，满心满眼却尽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嫒女，荡舟心许”，恶俗之气，弥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散文精编》）

　　写小说的老舍和写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前者可以做后者的教师，后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学生。差距就那么大。这和创作态度有关，也和个人的才华构造有关。这篇《我的母亲》，因叙述对象过于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对付，遂稍可读，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开伟先生》（《〈书屋〉佳作精选》）

　　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

　　陈村《意淫的哀伤》（《〈书屋〉佳作精选》）

　　知青作家陈村在小说能源枯竭之后，成为嬉皮的小品文高产作家，醋髀偃肓魉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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