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内刘晓波,茅于轼等十余名异议知识分子的委托,中国宪政协进会对外发布就六四问题,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宪政协进会完全赞成国内知识分子的意见,并坚决支持他们的公开表态.我们呼吁新的中共中央重视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顺应潮流,尽快解决六四问题.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王丹
2002.11.18.
支持六四难属群体《致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114名六四难属，于11月15日致信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重申自1995年就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以此作为难属群体和政府进行协商和对话的基础，希望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贵党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我们认为：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三年了，民间社会争取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和公正解决的诉求从未停止过，因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举世公认，而六四大屠杀的邪恶性也有目共睹。然而，中共政权至今还维持对八九运动的错误定性，还在拖延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无疑是错上加错和罪上加罪。六四难属群体向新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诉求，绝非下对上的乞求，更不是等待上对下的恩赐，而是受害者理应向加害者提出的正当要求，是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为六四亡灵们及其所有受害者讨还公正，为伟大的八九运动正名，为争取国人的基本人权，为伸张普世正义。同时，难属群体这一善意、理性、温和的行动，意在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也是对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素质，寄予希望。
在敦促中共纠正错误、追究罪责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运动中，毫无疑问，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这个由伤残者和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尽管这一群体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正义诉求始终本着如下精神：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他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相反，他们所做的一切和始终坚持的三项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这种高贵之爱、这种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中国转型得以和平有序进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正因为如此，以“天安门母亲”命名的六四难属群体才赢得了世界性的尊重、支持和同情，从1994年到2000年，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荣获了一系列“人权奖”：1994年获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1995年获格利莱兹曼公民成就奖和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1996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记忆奖，1998年获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1999年获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2000年获第二届世界民主大会颁发的“民主勇敢奖。”而且，2002年，“天安门母亲运动”还获得了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自发的八九运动所形成的广泛民间动员实乃前所未有，运动的理性与和平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和平演变的绝佳时机。尽管八九运动被残酷镇压，但是这个巨大的历史创痛却始终存在，所积累的民意资源也决不会随时间的流失而消耗殆尽。鲜血未干，伤痛未愈，民心未死，八九精神永存，乃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直到目前的中共领导层都没有顺应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与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大好时机擦肩而过。
在此次中共的权力交替完成之后，与“六四”血案有直接牵连的中共领导人已经相继去世和离开决策层，减少了解决六四问题的高层阻力。既然中共第三代也承认“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十六大报告又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任务，没有历史抱负的中共第四代理应珍惜“六四”所积累的丰厚民意，克服政治上的保守和短视，让这笔厚重而珍贵的政治遗产变成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中共政权应该在敬重生命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与民间展开合作，着手解决六四问题，哪怕是极为慎重而策略地分阶段进行，比如，采取只做不说的策略，从不露声色的低调解决开始，暗中补偿难属群体，在小范围内开始与难属群体的对话，逐步让六四后被边缘化的各界人士回归主流，允许流亡人士低调回国，停止对民间异见者的压制……等等，即便只进行其中的一、二项低调改革，也能够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凝聚起民间资源，充分动员从下到上要求政治改革的民意，并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其实，中共高层也清楚：六四血案，是绕不过去的大问题，是中共政权的沉重包袱。否则的话，干嘛每逢六四都草木皆兵，干嘛对难属群体和六四人士进行防范打压，干嘛要长期软禁前总书记赵紫阳。解决六四问题，将是从体制上消除恐怖政治的开始，是使全体国人包括执政者们免于恐惧生活的开始，毫无疑问，也是中共政权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开始。只有免于恐惧，每个中国人才能够获得自由、权利和尊严，才能重塑民族精神和政权合法性，中国才能转型为受到真正尊重的文明国家。
与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里陷于严加防范的恐惧之中，延续老罪恶并制造新罪恶，不如通过尽快解决六四问题的明智决策，打破政治改革长期停滞的僵局，解脱恐惧并开创历史；与其回避和掩盖历史事实，不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与其仍然囿于敌人意识，不如借此良机发起民族宽容的运动，彻底结束阶级斗争的残余影响，开启社会和解的局面，进而让世界看到一个没有政治恐怖的中国。
可以说，解决六四问题，将使中国的社会转型超越20多年的跛足改革而进入新时代。
基于此，我们支持六四难属群体的正义诉求，并呼吁海内外的良知者伸出你们的声援之手。
签名者：
刘晓波、包遵信、茅于轼、贺信彤、赵达功、东海一枭、赵诚、余世存、廖亦武、余杰、张祖桦、浦志强
本公开信是开放式签名，请大家加入。
2002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