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生于一九○七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妳是汉奸，妳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
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是年关露七十五岁。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但党给了她甚么？
关露最后以自杀了结人生，是不是最终对利用蹂躏了她一生的这个邪恶的党宣告了她的愤怒、反抗和决绝？
摘自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杂志社出版，1999年11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