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界对中共的看法上，费正清（J. K. Fairbank）和余英时的观点可谓两极。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著作甚丰，桃李遍地，当今美国政界学界有很多他的弟子，因此费正清的观点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余英时可能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最罕见的一位，他既没有随波逐流融入费正清式的对共产中国的浪漫情怀“主流”中，更没有像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学者争相跑北京，享受中共的红地毯；而是始终坚持对共产邪恶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
我没有采访过余英时，没有机会当面请教为什么在美国专家们争相展示“中国不通”、华裔学者们争相跑到北京谄媚共产党的“历史洪流”中，他不仅能清醒地独善其身，而且还更难能可贵地慧眼识真，看出中共的邪恶本性，公开批判。但我从阅读他的书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余英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从中国几千年动荡的历史中，他发现，那些领导革命、翻天覆地造成社会大动乱者，都是“边缘人”（据我有限的阅读面，还没有看到其他中国问题专家这样论述，这可能是余英时的独创）。余英时在《费正清和中国历史》一文（收入台北《西方汉学家论中国》1995年版）论述说，“以领导主体而言，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从来不是务正业的农民，而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人。正如黄巢是盐枭（旧时指私贩食盐的人□□本文作者注）、李自成是作为驿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是客家籍的不第秀才（这是双重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但一到乱世便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余英时通过他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对中共的对比性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领导主体的中共的确继承了一种中国传统，即社会边缘人的造反传统，……所以20世纪是中国边缘人最活跃的时代；而‘革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最典型的边缘人集团。”
余英时和费正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洞察到中共不仅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不体现什么“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而且还深刻地观察到，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的特点和做事习惯是：不讲规矩，没有理想，不按牌理出牌，极端的利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余英时在上述文章中写道，“（费正清）始终不了解边缘人集团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弃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因而行事可以肆无忌惮，……这个集团在造反的时期是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夺权，在夺权以后则千方百计地保权……由于它摧毁了整个民间社会，并且独占了全部生活资源，它已转化成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
今天看中共的经济改革，和江泽民的所谓交班，几乎全是按余英时所观察和阐述的路子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统治权力，保持“江泽民二世”的“中国皇帝”权力。而且为了这个“权力”，江泽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可以提出“资本家入党”（拉拢商界，和毛泽东夺权时拉拢商界、建立统一战线一样），可以提出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提出要和历来被北京视为美国推行霸权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话”，对美国展开笑脸外交……
同样，为了保持江泽民的个人权力，可以公开地违背共产党的惯例，政治报告不让“接班人”来做，连这么点小小的露脸机会都不给胡锦涛，比当年慈禧对待“儿皇帝”光绪都做得过份（已有文章指出，中共八大、九大、十大，毛都是让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做报告。邓小平时代的十二到十五大，也是让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做报告）；可以毫不忌讳地公开扩大政治局常委人数，安插自己的嫡系。《纽约时报》11月15日说，“九名常委中，有六个是江泽民的亲信。”当日《洛杉矶时报》记者朱亨利（Henry Chu）发自北京的分析说：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选举，而是黑箱作业。政治局常委中的五名江泽民亲信（曾庆红，贾庆林，黄菊，李长春，吴邦国），都有“狡猾阴险的政治玩家”（wily political operator）的名声。
当年毛泽东、邓小平还要讲点“面子”和修饰，尽量不把“边缘人”的面目让人们看得太清楚（也因此蒙骗了一大批中国知识人和美国的“中国不通”们），现在江泽民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展示他的“边缘人”的丑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贪婪地霸占和吞噬权力，恰恰透露出，他所领导的共产党集团，像当年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边缘人集团一样，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多维新闻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