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普遍破产迫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他们的子女也在城市边缘，开始他们特殊的童年。然而，同样是孩子，他们被拒之校门之外。‘法兰克福评论报’透析了北京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状况…
同样是建设者，他们是二等公民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文章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中国大城市流动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并着重透析了北京的状况。该报驻京记者为此走访了北京市郊的一所未经政府批准的地下学校。在触及教育问题之前，记者以批判的眼光描述了所谓“外地人”在北京的境遇。
“北京有三百万流动民工。他们通常住在市郊临时搭起的棚户里，大部分棚屋只是盖着块白铁皮。他们有的在建筑工地上劳作，有的到北京人家里当保姆，有的在城里扫大街。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也把家人接来了。
但是，在中国的首都，他们只是二等公民。因为，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政府当局随时可以把他们赶走。他们没有资格要求国家资助。即便是想学驾照，也得靠有关部门的恩惠。”
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没有阳光…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文章接着进入正题，谈到了北京流动民工约13万子女的教育问题。文章详细描述了“兴智”学校的创办过程。这所非官方认可的地下学校是1994年在私人的倡议下创办的，一开始只有很少学生；现在，该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而且和北京的学校一样，有统一的教程和课本。但是，学生最后却得不到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对流动民工的家庭来说，孩子们的学费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文章写道：
“这里每年的学费是300元人民币，外加书费60元，午饭每天两元。对许多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多月的收入。而北京本地人送子女上公立学校只需交110多元学费。然而，流动民工却没有别的选择。这些自己办的学校是他们的子女接收教育的唯一途径，即便孩子们最后不能拿到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
一名地下学校的教师向记者讲道，外地人也可以分为三个阶级，其子女的教育也相应分为三等。‘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
“有钱人送子女到私立的贵族学校，每年的学费是两万元人民币。中产阶级则千方百计送子女到公立学校上学。他们为公立学校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为，为了让子女跨入校门，家长们必须一次性缴纳一笔高昂的入校费，最高可达三万元人民币。以后，他们还必须每月缴纳240元的所谓借用学习名额费。
由于流动民工所在的北京市辖区不为其子女提供上学的机会，因此，10几万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读书写字。尽管市政府对一些地下学校采取容忍的态度，尽管今年四月颁布了方便流动民工子女上公立学校的法律，但是，仍然有地下学校先后被勒令关闭。2001年11月，北京丰台南区的50所地下学校就接到了停止授课的通知。在一所小学里，警察没收了凳子和粉笔，400名学生不得不在大冬天里坐在地上继续上课。”
（德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