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智囊康晓光发表的《未来3-5年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一文，对此做了赤裸的表白：1、利益分化导致强势精英阶层和弱势底层群体之间的全面对立，两者与现存秩序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前者是现存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所以也是维持稳定的主要力量。2、执政集团奉行国家机会主义策略，只要能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实在的既得利益代替了空洞的意识形态号召，成为政权凝聚社会精英的主要力量，发财致富的少数人群，不仅是权贵家族，还有各类社会精英。3、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形成了惟利是图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垄断着所有的公共权力和稀缺资源，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公共领域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而后者是现存秩序的主要受损者，他们曾经有过的比较优势在每一方面皆丧失殆尽，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日益贫困，文化上毫无发言权，更无法组织独立的民间社团，只有在忍无可忍之时做铤而走险的群体反抗。
另一份由智囊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执笔的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稳定性问题》，从危机预警的角度为康晓光指出的不稳定因素提供了量化的数据支持，警告中共高层必须正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底层因素和社会问题。
康晓光是从正面论证现政权完全有能力维持稳定，胡鞍钢等人是从反面指出威胁稳定的社会危机（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和失业群体的持续扩大，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和基层反抗的日趋严重），这一正一反的进谏之言，无非是向最高当局强调：当下中国，对政权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的，已经不是任何精英群体，而是底层的不满、怨恨和群体反抗。
统治集团收买社会精英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统治集团对社会精英实行利益收买，而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益上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局面，在“三个代表”提出之后日益公开化。“三个代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吹捧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在于它正式宣告了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的转变──由贫困者或无产者转向富裕者或有产者。当下中国的阶层划分，已经由政治身份转向经济身份，由革命性转向了资本性。工农大众由名誉的主人翁变成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社会边缘群体，由共产革命的主力军变成了独裁政权的主要防范和镇压的对像（如法轮功等各类民间宗教组织和上访请愿示威的农民和失业工人）。而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由被专政被改造的对像变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中共政权的敌人变成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阶层的两级大分化，但绝非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民大众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极少数以中共政权为核心的社会精英和绝大多数以工农为主体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所以，在精英同盟的眼中，农民、失业工人和其它边缘群体构成对秩序稳定的主要威胁。所以十六大期间官方防范的主要对像，除了法轮功和异见者之外，还要加上失业下岗工人、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和离退休老干部。
同时，执政集团及其附庸精英们也非常清楚，尽管利益受损的底层群体都怀有强烈的不满甚至怨恨，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反抗是分散的局部的边缘化的，因而也是容易控制的。特别是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局部反抗爆发之时，除了进行严厉镇压和信息封锁之外，也要适当地施以小恩小惠的安抚和舆论劝诱。换言之，只要中共保持住对权力的垄断，只要精英同盟牢固，只要保持民间社会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政权的稳定和精英同盟的既得利益就有保障，因为中共政权有能力利用恩威并重的手段，平息任何分散的局部的底层反抗。正如康晓光所言：“高度集权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并使国内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客观上造成了一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大陆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这样就有效地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而首先接受这一既定政治现实的群体就是所谓社会精英，并由精英们的言论劝诱和行为示范而使全社会接受：中共独裁乃为不可改变的政治现实，因为离开了中共独裁就必然天下大乱。
现在，幕僚型知识精英与其主子的配合已经很熟练了，甚至在表面上就是传统的仁君与忠臣之间的天仙配。主子做出尊重忠臣们进谏的俯身倾顾姿态，哪怕是面对逆耳之谏言，也能泰然处之。幕僚们做出敢于诤言犯上的忠诚姿态，哪怕是指出巨大的阴暗面和危机。一方面，江泽民时代的中共高层提倡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善于表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官员虚心向专家请教的统战秀。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或几个或全体，经常带头出席专家们的经济和法律等讲座。而每一次这类讲座新闻见诸于媒体，请来的专家讲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泽民朱镕基李鹏等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态，还要辅之以被邀做报告的专家献媚性言谈，大讲能给第三代领导集体讲课何等光荣，在如此谦逊好学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中国的前途将多么光明。另一方面，高级智囊的奏折不断地流向社会，成为人们窥测高层动向的重要渠道之一。90年代初，何新的奏折颇为流行，据说，放逐著名异见人士、用生存权的优先地位来应对西方等策略，皆是出自何新的内参。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太子党潘岳组织知识分子写作的奏折影响最大。流行于精英阶层的奏折，先后有针对六四后的政权稳定的《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几乎同时风行一时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一书，是“安全战略”奏折的扩充本，也是由潘岳策划而由北师大的王山执笔的），为三个代表进行理论辩护的《政改报告》，如何处理由法轮功引发的民间宗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该与时俱进》，换言之，太子党幕后策划而幕僚型知识精英捉笔的奏折，已经成为权贵与知识精英互惠互利的固定模式。
主子与幕僚的天仙配
2002年6月下旬，由朱镕基导演了主子与幕僚之间的天仙配，成为十六大前醒目政治风景。先是由中共主流媒体破天荒地公布了朱老板就经济问题咨询12位经济专家（这些专家们进行学术走穴的市场身价随之大幅上涨），接着是这些专家提出的意见相继见诸于媒体，其中既有辩护又有预警。辩护者如：樊钢等经济学家反驳美国人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林毅夫反驳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康晓光等人反驳“不稳定论”；预警者如：吴敬琏和胡鞍钢等人对目前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腐败、失业、两极分化、金融黑洞等）的严厉警告；最后是中共针对弱势群体可能导致动乱的警告，召开关于失业和社会保障的高规格会议，江泽民第一次就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失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
显然，康晓光和胡鞍钢等人的言说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依附于政治精英的现身说法。在10月30日，也就是离十六大召开仅有一周之时，胡鞍钢又摇身一变，从危机的预警者变成了光明的预言者，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高调宣称：“展望中共十六大，中国将提出更加明确的现代化进程：未来十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综合国力方面大大加强。人民生活全面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还强调：“中国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再用二十年的时间，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胡鞍钢最近还提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即中国在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第一次转型之后，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二次转型阶段，十六大的主题就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战略部署。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第一次转型的指导思想，那么，“三个代表”就是第二次转型的指导思想。
显然，只有完全看权势者脸色行事的智囊，才会如此善变的翻云覆雨，其奏折，一会乌云密布而看不到一点阳光，一会又满天艳阳而没有一丝阴霾。这充分说明，在当下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各界精英之间的同盟，而只有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权贵的依附，知识精英的话语完全看政治权贵的脸色而定，精英论证完全服从于最高当局的政治需要，而从来没有发自知识良知的心声。
通俗文化对民众软性同化
与高级幕僚的奏折相配合的，是通俗文化对民众进行软性同化。一系列收视率颇高的帝王戏，对江朱体制的吹捧已经肉麻得无以复加，“奴才该死”和“圣上英明”，成为后现代高科技传媒里的前现代奇观；一系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式的市民戏，对知足常乐和为党为国分忧的宣扬已经精致得天衣无缝。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的连续剧《省委书记》，除了主题歌高奏的个人崇拜的旋律之外（如，歌词有“跟着他，跟着他，我们什么都不怕”），又提出了著名的“破船论”：现在的中国象一艘濒临沉没的破船，实在容纳不下现有的冗员，要么大家都赖在破船上一起沉没，要么就必须让一部分人下船。尽管中共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严峻的现实是，为了拯救这条破船上的全体国人，现在只能留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驾驶并修复破船，而让一部分民众做出下船的牺牲。所以，导致大量失业的改革，正是中共第三代为了免于破船的沉没而做的努力。也就是说，大量的失业现象实为不可避免，是为修好破船必须付出的代价。党和国家向民众保证，决不会忘记为修船付出代价的民众，下船只是暂时的且会得到补偿。一等到这条破船基本修好，党和国家就会把下船的人们重新接到船上来，一起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航。
真要钦佩御用知识精英的献媚术和灌输术的精到，通过荧屏上的省级官员之口来演绎江核心的“三个代表”，通过主题歌胁欢戏锤吹母璐拾凳炯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