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腐蚀的中国经济(三)

发表:2002-12-20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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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问题像定时炸弹

除了纯经济问题外,中国社会问题庞杂,失业洪水、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等等现象,都像是个定时炸弹,可能间接引爆经济崩溃。

失业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业学大庆”的东北黑龙江省工业重镇大庆,有几千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到6日已有5万之众。上街的群众除了普通工人外,还有科级和处级干部。有些机关被他们占据,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当地警力不够用,驻军的坦克团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差错,就可能发生流血事件。3月11日,辽宁省辽阳市不同行业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这次示威,由辽阳铁合金厂、辽阳纺织厂、辽阳活塞环厂、辽阳仪表厂、辽阳皮革厂及辽阳精密元件厂等六家工厂的工人组成,这六家工厂都是濒临破产和已破产的国企。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不同行业工人的联合示威(凌锋2002)。之后,抚顺、乌鲁木齐、吉安、广元、北京等城市先后爆发了规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十六大期间,大庆又有工运重现的报导。

自从1997年9月对国企进行改革以来,已有数以千万的劳工失业,再就业机会极低:1998年还有五成的机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则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仅有9%的机会。大庆的工潮是因为下岗工人被“买断工龄”后,原还保留一些福利被干部污掉;辽阳工潮是由于企业领导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资,逼使这些工人走上街头。

由于失业问题恶化,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问题之严重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区的失业率正不断上升,极有可能从现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会的贫穷人口达3,700万人,占现有都市人口的12%强。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情况将更为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张左己表示失业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随时会出现。根据世界银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创造一亿个就业机会,才能解决下岗工人、移民人口、社会新鲜人等的就业问题。

贫富悬殊 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吉尼系数(专门用来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标,介于零与一之间,指标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国官方统计,2000年是0.417,超过九十年代平均数0.338;民间估计,近年实际上应该已超过0.5了。一般的说法是,贫富悬殊到引起社会不安的国际警戒线是0.4的吉尼系数。台湾过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间。

中国的贫富悬殊,实在是太明显了。城乡差异、沿海与内陆差异、农与非农的差异似乎已到了难以打破的“两元”经济。由于吉尼系数实在太高了,据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居然建议将城乡分开计算吉尼系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本来“不均度”就是要来衡量这种差异的,把所得高的与所得低的它分开计算,显示问题已严重到难以解决。

不公平 农民世代“农子农孙”:中国以户籍法规定农人不能在城市设籍,实质把农民绑在农村。农民在农村干部的压榨下,过的简直是奴隶的生活,许多农村暴动,大都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

事实上,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没有居住与择业的自由、租税负担较重,连上学、政治代表、社会保障,甚至生活等层面,都受到歧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但1998年第九届人大,占人口70%的农民只有占8%的人大代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电费、电话费都比都市贵。而农家子弟唯一脱农的途径,即教育,对农人更是歧视。例如,1999年国家考试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换言之,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已达到第一批院校标准了。每年,全国教育经费200亿,主要用于城市,农村得自己解决。农民专有的负担“三提五统”已包括教育统筹费,但每当缺乏教育经费,农民还要独自负担“教育附加费”。

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筹备小组转发各处一个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根据这个调查,大陆私有财富85兆人民币,其中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占总人口62%的八亿农人,仅拥有不到4%。相对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将近五百万人是千万富豪;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调查这些千万富豪,赫然发现有九成以上是来自有党、政、军干部背景,以及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干子女与亲属。他们的财富怎么来的呢?该报告披露,主要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的官场操控经商、盗买盗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盗买盗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炒作国土、靠有来头的人物批条从银行得到千亿元免息免担保的借贷、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从引进外资中、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等。报告中说,国家级、省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费,实际进了私人口袋。

何清涟(2001)在检讨中国九十年代官僚与国企主管全面性轰轰烈烈的掏空国家财产(所谓“自发性私有化”)的过程后,强烈驳斥中国流行的“腐败有理”论。为了改革开放时减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国创造出“以腐败来消灭旧体制的顽抗”的论调;结果发现,腐败消灭的不是旧体制,而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页381)。腐败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倾向腐败,“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出卖灵魂”成为社会的客观写照(页384)。

浪费 在产权不清下,社会资源大量的浪费;在贪污腐败中,国有财产也可怕的流失。

郑义在《中国之毁灭》的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盗伐、矿产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惊人的浪费。举一矿产耗竭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誉,是低灰、低硫、底磷、高发热优质的无烟煤。因为产权不清,自燃加乱采滥掘,煤田大火处处。据估计,从1966年起的二十年间,用掉了储存量7,000万吨,实际开采出来的只有1,500万吨,丢失5,500万吨,利用率仅21%。

何清涟(2001,页385)论及贪污腐化造成的浪费,可能不比滥伐森林、耗竭矿产逊色。她说,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万元国有资产,其中70%是用来作为掩饰这种贪污的“成本”,在无尽的中间环节中流失(结果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形发展),而那剩下的30%也还不一定转化为有用的国内生产资本,更可能卷逃出国,成为国外资本。

据“南方网”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此一资料已十分惊人,但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仅2000年资本外逃总额就高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争鸣》杂志2002年10月刊报导,9月12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内部通报:2001年全年外逃资金达4,530亿元人民币,合540亿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2,550亿元人民币,合305亿美元。9月初,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在内部通报:至2002年7月底,失踪、潜逃、外逃党政干部9,440多人,已证实潜逃到外国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门已发出通缉令6,275份,有关当局现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干正准备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打压法轮功,集中全国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用公权力对无犯罪的法轮功学员打、抓、监、关、押、劳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开除学籍、开除党籍、抄家、没收财产,对女学员性虐待,甚多学员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过五百名学员受害身亡。

社会贪官污吏横行,上行下效,社会道德沦丧。在官场上,贪污纳贿、包庇走私、包揽工程、挪用公帑、勾结黑社会;在商场上,假冒伪劣泛滥、不顾损害人命,制造毒米、毒油,诚信全失;在民间,教育界抄袭、剽窃成风,假新闻、假文凭,路见事故集体围观、见死不救,鄙视私德与公德。

7.中国内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会认为,看衰中国只是外国人的歧视,中国政府与学者都对中国满怀信心。一味称赞中国经济的当然有,还包括日本的专家。但即使在中国内部,已有许多警告之声。

三位被认为对中国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的报告(2002)指出,中国在繁荣的经济表象下,隐藏着极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经济损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他们发现,经济情况相对很好的五亿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占各城镇人口的22~45%。迅速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有关当前经济工作和形势的研讨会,会议长达四天。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财经单位、五大名校与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会中,朱镕基坦承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腐败局面得不到收敛,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要起来抗议。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危机随时可以爆发……。

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在会上论证了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下:违规入市资金持续,据不完全统计达8,000亿元以上,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积极扩大内需市场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滞,受阻于产业结构、低效率;金融不良资产、贷款坏账高达40%,超越了金融破产的界限;国民经济产值成长,主要依靠加大对基础建设的赤字预算和外资投入的拉动;国债、外债具有高度的政治、社会风险,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国债,共累积4,580亿美元(另一说为9,000亿元),外债为2,300亿美元;中长期国内市场是供给大于需求;社会失业率以15%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达二亿五千万人;出口增长和比例,外资由1990年占15%,上升到60%,而(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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