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资”经常在入夜时分光顾酒吧
据请我的几位上海朋友的说法，这是所谓的上海"小资"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华洋杂处"的场所。酒吧间入口处，有小姐对每一位光顾者绽开同样灿烂的笑容；卫生间水池旁，有侍者给每一位如厕者递上热气腾腾的毛巾；酒吧老板不知从哪里请来的菲律宾歌女，投入地唱着英美流行乐排行榜上刚刚淘汰下来的歌曲；舞池中打扮入时的男男女女，或作疯狂状或作优雅状地扭动着屁股；离我不远坐着的一位头发花白、手指上套着硕大金戒指的老外，也投入地摸着一个眉毛描得不甚自然的上海小姐裸露的骼膊......
在这种场所喝酒，常常有一种时光错位的感觉，有时觉着眼前晃动着的酒杯、人影，并不属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新上海，而颇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们描写的旧上海的某些场面。
不过，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告诉我，如今的上海，就像共产党1949年进城前一样，是"冒险家的乐园"，不同的是，现在在这里饮酒的顾客，除了洋人老板、华人买办和发了财的知识分子之外，也有共产党官员。
但另一位上海朋友却警告我，这里并不是真实的上海，至少不是全部的上海，更不用说全部的中国了。
月薪不抵十杯啤酒
回到酒店，宿酒未消，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才醒。起身前去酒店的游泳池锻炼，又碰到那位管理游泳池的言语不多的中年人。
前些天来这里时，他常常友好地与我打打招呼，然后就默不作声地忙着他份内的事儿了：用水管子冲洗池边那一尘不染的地板、用铁刮子刮擦四壁那毫无瑕疵的瓷砖，有时，我觉着，他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幽灵，在这个并不需要他的游泳池中无聊地游荡......
但今天，他却突然主动上来与我搭讪。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并不是这个外商独资酒店的正式员工，而是一家不景气的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因下岗生活补助太微薄，便来到这家酒店干临时工。
我安慰他说："不管临时还是正式，你都是外资公司的雇员，收入一定不算低吧？"
不料，这句安慰话就像是一把歪打正着的钥匙，打开了他那盛满了牢骚、怨气的"话匣子"："说起来，你都不敢相信，我每月只拿五百块钱，就算是酒店的正式员工，如前台服务员，也不过八、九百块钱。这点儿钱在今天能干什么！嗨，如今这个年代，不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是来中国淘金的外国老板，心都黑着呢！"
我脑海中又浮现出离这里不远的那家酒吧中晃动的酒杯和人影。的确，他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只能喝八、九杯啤酒。
今日上海十分繁荣，但非人人皆大欢喜
聊起刚刚开过不久的中共十六大，他更没好气："报纸上天天歌颂十三年，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说白了，江泽民上台这十三年，从改革中捞到的好处的都是贪官和奸商，底层老百姓的处境却越改越惨，有人说，国企改革使大量工人下岗；住房改革取消了福利房，但商品房价格之高让老百姓望洋兴叹；医疗改革肥了医生，却惨了没钱没势的病人，这三大改革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今天的三座大山......"
真没想到，平素沉默寡言的他，现在却变得如此健谈，说到激动处，他脸憋得通红："我要是有把枪，真想把江泽民、李鹏这些人给暗杀了！"
他的口气之激烈，仇恨之真切，让我也吃了一惊。不知为何，我突然联想起十三年前一个熟人私下对我说的一句类似的话。不同的是，当时在"六四"开枪后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如今说这番话的却是一个典型的工人。
知识分子不再激进
说是"典型"，是因为这次我去中国采访、探亲一个来月，接触了不少底层的工人、下岗职工、进城打工的农民，许多人都流露过类似的愤懑情绪、显示过类似的激进心态。
激进？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与这些常常吃饱了饭就心满意足的中国底层民众联系起来的呢？又是什么时候与鸦片战争以来常常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阶层"脱钩"的呢？
这一个多月，我也同时在中国接触了许多知识圈中的熟人，我们最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六四"事件十三年后，中国究竟是更稳定了，还是更不稳定了？而不同的社会群体与这种稳定、动荡的对应关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尽管有一些分歧，但我们多数人都认为，今天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时对现状不满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现在对现状不满的主要是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在今天却总体上日趋稳健、保守。
原因很简单：十三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如果不能说知识分子阶层是最大的受益者的话，至少可以说他们是得益群体之一；相反，如果不能说底层民众完全没有得益于十三年的经济发展的话，至少可以说他们是经济改革的主要利益受损者。
"改革别改出革命来！"
至于这种利益受损与获益、心态激进与保守的大易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何，就不那么简单了。
最近，中国大陆著名的"奏折派"学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出语惊人，警告十六大后上台的中共新领导班子："改革千万别改出革命来！"
胡鞍钢指出，失业和农村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社会挑战。他说，中国大陆的城市失业和下岗人数超过1150万，这还不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真实的失业率比官方公布的4%还高，六年来，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2.6%，农民因此损失了3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
他还说，改革导致的贫富悬殊现象已经日益突出，"社会愈来愈不公平已经是个现实。"
但同在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工作的学者康晓光，对底层民众的不满是否会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却持有更为复杂的看法。
在采访中共十六大期间，我也采访过这位曾在海外引起过争议的学者。他认为，虽然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底层民众相比，人数少得多，但不要小瞧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激进或保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稳定或动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对今天来说更为动荡，就是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而今天对现实不满的工农大众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的认知能力、鼓动能力、联络能力和行动能力都相对低下，他们只能制造局部、孤立的反抗事件，就像星星之火，很容易被扑灭。
火起醉歌梦舞时？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权者对底层民众的不满就可以置之不理、高枕无忧了呢？
曾经被人们视为"新左派"的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崔之元最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文章，题目颇怪："小资产阶级普遍化"。
崔之元引述了中国一项社会阶层研究的结论：中国目前还是少数暴富者高踞社会顶端、人数浩瀚的工农大众挤满社会底座、中产阶级（也就是崔之元说的"小资产阶级"）仍然势单力薄的"金字塔型"的社会，这样的结构最不利于社会稳定。
崔之元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就要让"小资"阶层扩大化、普遍化。
康晓光也承认，如果心怀不满的底层民众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就会像一个布满了干柴的院落，由于中国没有民主制约机制，也缺乏新闻舆论监督，种种社会矛盾无法及时消解，最终可能因为恶化而擦火引燃满院的干柴。星星之火也许容易扑灭，但处处燃起的干柴烈火就不那么容易扑灭了。
康晓光说，经济严重衰退、金融崩溃、银行挤兑、对外战争失败等重大危机可能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同时爆炸、引燃满院干柴的时候。
不知缘何，那天晚上请我喝酒的一位"小资"朋友似乎也有一种"起火"的不祥预感。
在一波一波涌来的新顾客的不耐烦的"等待"下，在菲律宾歌女声嘶力竭的歌声中，他在我耳旁放大音量说："我们还是走吧。人越来越多了，你看国内外的报道，酒吧起火事件往往发生在人群拥挤、醉歌梦舞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