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思想家的生与死：一封信文革间引轩然风波

华商报:　1958年的“大跃进”和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将中国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出路在哪里？1962年，户县农民杨伟名的一封名为《当前形势怀感》（文中简称《怀感》）的信逐级递送至中共中央，该文对市场经济做了深刻生动的阐述，先见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理论。此后，杨伟名和这篇“在当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文章经历了生与死的沉浮。
　　杨伟名生平：1922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读过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为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他被免去职务，“文革”中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

　　 　　热衷思考和写作的人

　　1968年5月6日，阴雨，陕西户县。

　　满地泥泞，一辆牛车缓缓而行。车上并排摆着一对棺木，棺材里躺着年仅46岁的杨伟名和他的续弦刘淑贞的尸骨，他们于前一天晚上服毒自杀。车后嘶声痛哭的是杨16岁的儿子杨新民以及两个女儿。沿街两旁的屋檐下挤满了低头垂泣或小声议论的四邻乡亲。

　　没有挽联，棺材上横七竖八粘满了白纸黑字的标语：“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没有哀乐，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杨伟名的反革命罪状，高呼“打倒杨伟名”的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杨伟名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自杀？为什么有人批判他？

　　事情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公布后，全国各地都开始贯彻“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政策，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从这年秋季开始，人们开始受到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惩罚：公共食堂的饭越来越稀，白面馒头越来越少见。一种从玉米芯、玉米壳里提取的所谓的淀粉，成了公共食堂里的主食，野菜、树叶又回到人们的碗里。不见了好多年的逃荒人群又出现了。

　　奇怪的是，报纸、广播上的宣传照样热火朝天，一片叫好声。农民群众已经对公共食堂怨声载道，而报纸上却说要办好公共食堂，还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

　　热衷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杨伟名打算就自己看到和想到的一些问题写点东西。从1960年起，杨伟名接连写了《谈小麦播种量问题》、《关于处理有关当前物资紧张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农村工作十谈》等十几份批评建议文章计十几万字，分送省、地、县、公社党委，受到各级党组织的表扬和鼓励。

　　1961年春节后，杨伟名开始对整个国家前途命运思考，对社会现状思考，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之道的探究。那时候的杨伟名像一个孤独攀爬在思想荒原上的拓荒者，没人和他探讨，所有的思考都来源于对生活最朴素的质疑和寻解。续弦刘淑贞是河南人，脾气爽朗，说话时嗓门很大。因为没有文化，刚过门几年，她不能理解丈夫每天看书、看报、写作到很晚才休息，两人经常因为这个吵架。杨伟名的儿子依稀记得父母闹别扭时的情景，“我后妈吵闹时，我爸总是笑嘻嘻的，经常是我妈被气得又哭又闹地大骂，我爸绕着院子里的一棵梨树，踱着步子唱着小曲……”醉心于思考的杨伟名，一心体味着求解的快乐。

　　1962年5月10日，一篇洋洋洒洒近万字的《怀感》写成了，“天还没亮，我就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唱戏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写成了那篇文章”，杨新民对记者说。《怀感》定稿后，杨伟名首先在大队支部会上读了一遍，支委们听了齐声说好，大队支书贾生才、大队长赵振离马上在文章上签了字，以三名党员的名义向上级反映。

　　有关《当前形势怀感》

　　《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因为文中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被认为是杨伟名的代表作。全文分12节：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过”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繁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附三条后记。

　　他在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他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杨伟名明确提出“恢复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

　　杨伟名在文中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作者因此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据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认为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观察、判断问题和进行政策选择。

　　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把党的政策比做“处方”，喻为“腰带”，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他说：“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放开搞活”的影子。

　　杨伟名形象地把“民主集中制原则”阐释为就是“群众意志集中上去与党的政策贯彻下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犹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这样可以让群众意志不断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实现百分之百的民主和有效的集中”。

　　《怀感》引发的风波

　　《怀感》一文以书信的形式邮寄出去不久，就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962年6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阅完杨伟名的来信后，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镰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青找杨伟名座谈，杨伟名被发展为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的通讯员。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陕西省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当前形势怀感》。杨伟名被聘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就在赞誉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候，杨伟名根本没想到，有关他在《怀感》中提到的“分田、单干”的问题，牵扯到了当时上至中央下至大队最为敏感的问题：分田单干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了《怀感》。9月初，省地县社党委负责同志组成的四级工作组进驻七一大队。就《怀感》提出的“分田单干”问题，杨伟名详细解释了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本想听杨伟名认错的工作组未能如愿，转而将全大队20多名党员集合起来提问：分田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愿意单干？党员们都回答说：不愿单干，要走集体化道路。

　　杨伟名迷惑不解，那段时间，他常常在田间地头徘徊思考。往年田里的情形浮现在眼前。集体麦田里麦苗稀黄，私人的自留地里麦苗绿油油。铁的事实证明恢复单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多少次反复求证，杨伟名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自己坚信的真理，一方面是工作组要求他承认错误，在周围所有人都表明态度后，杨伟名被完全孤立了。

　　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杨伟名写了一份题为《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文章，算是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第二天，工作组离开了七一大队。

　　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递上报给西北局的《对户县三个党员〈怀感〉的处理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政治立场错误”，提出开放自由市场，“完全是一种冲垮统购统销，损坏计划经济，使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的荒谬主张”。

　　1963年1月21日，有关部门给杨伟名等三个党员定性：“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是富裕农民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乱发文件，广为传播……是违反党的纪律的…（不给纪律处分）。”《怀感》引起的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杨伟名之死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各种批斗运动在户县开展得如火如荼。杨伟名变得沉默寡言，他停止了写作，甚至刻意不去看报纸，强迫自己不关心国家大事，直到1967年10月，一个陌生青年的造访，使杨伟名重新拿起了笔，开始写作，这个人就是后来和杨伟名一起被打为“刘杨反革命集团”的刘景华。

　　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生，在任“刘澜涛专案调查团”的负责人时，看到了《怀感》一文，出身农民的刘景华对农村和农民非常了解，他被《怀感》的观点折服了，他决定拜访杨伟名。

　　如今已60岁的刘景华回忆说，他们当晚点起油灯，盘腿在炕上，从政治形势到农村经济，从个人命运到国家前途，两人一见如故，聊了通宵。刘景华的出现，再次拨动了杨伟名对时势关注的敏感神经，从给刘景华的回信开始，他又提笔写作了，平日零碎的思绪，一些见闻引发的感触，进而升华成忧国忧民的个人观点。那时候，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大家忙着背诵毛主席语录，对杨伟名的批判也从开始的大会检查发展到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游街，批判次数也由原来偶尔一次变成逢会就批。

　　同杨伟名深入交谈并保持了一段时间书信来往的刘景华对现实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接连写了数十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对所谓“形势大好”提出了质疑。他也因此由当时的时代骄子沦为阶下囚。调查刘景华的人在刘的住处发现了杨伟名的来信，认为找到了刘景华“蜕变”的根本原因。《怀感》再次被大量翻印，成为批判刘景华的依据之一，户县县城到处张贴着“揭露杨刘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对杨伟名的批判次数也频繁起来。

　　1968年5月初，又一场针对杨伟名的批判会开始了。批判杨伟名的人是一群从西安来的学生，开始几次，杨伟名尚有说话的机会，批判他的学生屡屡被问得哑口无言。

　　5月5日上午，杨伟名再次被押进会场，刚一进门，几名大汉扑上来给他脖子上挂上了牌子，两人将他双臂反剪，一人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摁。杨伟名被押上一个台子，“揪出杨刘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的口号此起彼伏。杨伟名刚想说些什么，拳打、脚踢接踵而来……

　　傍晚，杨伟名获许回家。他先叫妻子喊来女儿、儿子，一家人吃了个团圆饭。半夜，刘淑贞到灶房烧水，杨伟名的大女儿听见起床，刘淑贞说杨伟名要喝水。过了许久，女儿听见父母屋里动静异常，赶紧跑过去，见地上放着脸盆、洗漱用具，杨伟名夫妇穿着干净的衣服，口吐白沫挣扎着……

　　重新审视杨伟名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大旱，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1名农民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后，一起订下契约，秘密达成了“包产到户”的协定。如今，那张印有11名农民手印的纸被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作为中国历史变革的见证。这件事，发生在杨伟名提出“分田、单干”的16年之后。

　　1998年7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7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怀感》（除其中第三、五两节外）全文并配发了评论《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评论说：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叹止。”

　　2002年7月，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杨伟名思想研究座谈会”，该会的《纪要》上说：“杨伟名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

　　据悉，有鄢烈山、卢跃刚等数名中共党史专家、评论家参加的高规格“杨伟名思想研讨会”将于近日在户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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