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还不知道港府所认定的意见的具体内容。但是，港府显然忽略了另外两类民意动向。一是忽略了香港和国际上对23条立法的抗议和不满。如香港40多个团体递交的有19万市民签名的请愿信、香港6万人反对23条立法大游行、几十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的联名信、英美和欧州议会等众多西方国家的关注与反对、代表50万人的26个国际媒体及团体的签名运动、香港民主党递交的有二万名市民反对23条立法的签名等。
二是忽略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据中文大学访问853名市民的调查显示，如果港府一意孤行通过立法，有近一成半市民即接近百万人，将再上街示威；近四成五则表示会以签名方式抗议；四成七市民不支持立法；过半数人认为，政府想藉立法扩张权力，大幅压缩港人的自由和权利。
如果仅仅是无意的忽略，我想世人也能看清。但港府忽略“不利”的民意、引导“有利”的民意的历史使人不能不警觉。比如，保安局秘书长汤显明故意不接收数千名市民递交的有19万市民签名的请愿信，却亲自接收了支持立法的团体的签名。
对反对23条的集会游行，警方说有12,000人参加(主办者说6万人)；对支持23条的集会，警方则估计有16,000人(主办者说4万人)。虽然警方给双方都打了折扣，但警方给舆论的导向是：支持者超过了反对者。港府心中的“民意”，如果就是用这种压制反对意见、抬高支持意见的方法“整理收集”得出的，那么继续用此法去分析界定9万份意见书，其结果可能只能代表港府自己的意见，不能代表民意。
除了偏袒某些“民意”外，在关键问题上误导民意也是香港政府一贯做法。在“23条立法咨询”中，香港政府反复声称，起草这项咨询是参考研究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现行法律，籍此表明“23条立法”符合国际标准。然而，西方国家的立法原则是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23条”处处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权力，剥夺人民权利，与西方的立法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在“23条立法咨询”中，香港政府已经表现出它的不公正性。它对民意的收集和界定是有偏向和选择的，而不是客观和全面的。这就揭示了整个“23条立法咨询”的骗局性质。表面上是政府在根据民意立法，实际上立法早已定了，民意只是一块遮羞布，是掩人耳目的公关手段。“咨询”一开始就用蓝纸文件，能说明港府有意正视民意吗？“咨询”中经历了自1989年以来最重大的6万市民的反抗大游行，而香港特首董建华和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却都扬言这不会影响立法。
如果香港政府是一个真正民选的政府，它就不会也不能忽视民众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当民众的反对意见非常强大时。港府之所以能无视人民的声音，说明它的权力并不来自于人民。
也许，香港政府有难言的苦衷。它虽不代表民众，敢于欺民，却畏于“欺君”。据报载，董建华能获得北京对其第二任特首的背书，交换条件可能就是在任内替北京制定“23条立法”。“23条立法”的最初立意是要扼杀导致香港民众对6.4的大规模支持以及揭露中共高层腐败内幕的香港自由民主制度。近期北京要求港府加速“23条立法”则反映了江泽民对香港法轮功向大陆人员讲真相的恐惧。无怪乎，人们说，对江政权的恭维和对港人的欺骗构成了第二任港府的特色。
香港政府犯下的欺民之罪，终究会遭到反弹。23条扼杀了民意和民权，这其中也包括了现在帮助推动立法的港府高官自身的权利。古人道：“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港府高官不该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