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和“上海帮”自称：他们执政的十三年，是四九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自喻“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总结的依据是：这十三年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3%；国民生产总值跨越8个万亿台阶；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云云。
然而，他们没有提到，中国这十三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若干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及国民经济的高速成长，为日后打下坚实基础，留下强劲的增长惯性；香港回收前后十几年间，所发挥的巨大窗口作用，实际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风暴，更多外资转向流入中国，为中国经济注入支撑力；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加速转移，使中国大获其利；等等。
“上海帮”治国十三年，具有明显的上海特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应该说，利大于弊；对中国而言，则一言难尽。
首先，上海人重秩序，尊威权。这一特质被引进中共高层，使中共党内的决策更多理智，而渐少情绪。从党内来看，人治的痕迹得到一定程度的淡化。党内民主有所提升，党内制度有所加强。“十六大”，是迄今为止，中共历史上最有秩序的一次“权力交接”，正是“上海帮”对中共的最大贡献。
其次，曾经有较长半殖民半买办历史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烙印最深的地区。历届上海官僚，都惯用资本家手法管理上海，臂如以“改善生活”来收买民心。这一手法也被“上海帮”搬进了中南海，他们一再给三类人加工资，即：国家党政干部，或称国家公务员；部队官兵；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大学教师。于是，在相当程度上，“上海帮”有效地控制了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这三类人。
再次，上海人惯于谨慎，严于管理。这一特点一经中南海发挥，便使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家庞大的股份制公司，责任与利益同时落实到各级“主管”(干部)的人头，这种金字塔似的梯级管理，从另一种角度强化了共产党的“万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实际上，“上海帮”挽救了共产党。
笔者早就断言：训练有素而纪律严明的上海人，搞资本主义，能搞出最好的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能搞出最好的社会主义。捏什么象什么。“上海帮”控制的十三年，生动地体现了这一规律。一些明显的成绩是：城市基础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全民教育程度相对提高，部分民众生活得到若干实惠。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已经明显地“上海化”。
然而，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仅仅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只能称得上局部的片面的发展。或导致历史的扭曲，或制造国家的畸形。彼此制约的结果，反过来，也使经济领域呈现病态。
上海人的缺点，以自私、狭隘、小气而著称。上海市侩，精明而不高明，善管理而不善经营，目光短浅而缺乏远见卓识，虽善投机钻营，却毫无胆识魄力，这些负面的特性，经“上海帮”弘扬后，整个中共高层，变得空前的平庸和短狭。十三年下来，较多表面的功夫，而殊少制度的改造。不仅国家总体民主进程严重倒退，更给“第四代”领导层留下大堆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其一，难以置信的是，相对于八十年代而言，“上海帮”执政的十三年，恰恰是经济萧条的十三年，竟一直没有摆脱“市场疲软，内需不足，通货滞涨，物价下滑”的恶性冷经济循环。反观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八十年代，类似周期最多持续一、两年，即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繁荣。
其二，十三年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而惊人地扩大。就在“西部大开发”的嘹亮口号声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却越来越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统计，西部地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16.8%，下滑到2001年的13.6%，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低45.9和13.3个百分点。农民生活水平严重倒退。从2000年开始，城乡差距重新退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
城市下岗失业空前加剧。城乡失业率，合计高达20%，创下“世界之最”。
其三，因为内需不足，“上海帮”一直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肆举债，人为制造需求以支撑生产，进而支撑国民经济的表面繁荣。1997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0.78%，到2001年，即上升到2.62%，今年则进一步跃升到4.3%。相应地，政府债台不断高筑，表面债务已高达近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算上银行坏账和国企员工社会保险开支等隐性负担，实际债务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之外，房地产出现类似92年的新泡沫。今年1至8月空置商品房比去年同期激增14.1%，直急得朱熔基大声喊“停”。
其四，“上海帮”多次为银行系统注入钜资，企图冲洗呆帐坏帐，却不料愈冲愈坏，如今，整个银行系统的呆帐坏帐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0%，金融危机的各项条件完全具备，随时等待一触即发。这场迟早会爆发的中国金融危机，将在多大程度上摧残和改变中国，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全面爆发的危机，将促使老百姓争相挤兑8万亿人民币的存款；将吓跑4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将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彻底崩盘；类似拉美经济崩溃的悲剧势必在中国上演。
其五，“上海帮”拒绝政治制度改革和抱残守缺的结果，不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使中国官场的腐败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极点，在“愈反愈腐”的怪圈下，层出不穷的中国贪官污吏，比许多国家加在一起的全部犯人还要多，比一些小国的人口还要多。
其六，由于“上海帮”气量狭小，缺乏大格局，在两岸关系的应对上，频频失策，导致两岸关系空前紧张，统一进程遭受极大挫折和倒退。而为了追求所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上海帮”在国际上大唱“娘娘腔”，为了那些毫无实质意义的“结盟”，在同周边国家签订的边界协议上，屡屡退让；为了讨好西方大国，中共领导人出访时，总是伴以大宗采购项目，盲目而肆意地挥霍国脂民膏。
其七，当此和平年代，中共军费开支却连年暴涨17%以上，穷兵黩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庞大的军队，未见“保钓”，未见“保南沙”(本月初，“上海帮”首次宣布“南沙新政策”：与东南亚国家“搁置纷争，共同开发”南沙群岛)，却主要用于对付自己的人民。
此外，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且日益尖锐。以“法轮功”遭受迫害，及其不断崛起的声势为例，似乎预示着“上海帮”最终必然遭到“天谴”。
在“上海帮”的带动下，中共党内的“关系学”，裙带风，帮派意识，山头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臻于极至。新“选”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六人属于江泽民的铁杆人马，包括因涉嫌“远华”腐败案、在民间臭名昭著、却始终受到江泽民庇护的贾庆林。而逼退六十八岁的李瑞环，由几乎同样岁数的罗干取代，已足见中南海权力倾轧的惨烈与无情。
“上海帮”人为制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气氛，每每用康雍干盛世自比，以欺大众。这种做法，符合江泽民个人极强的虚荣心。但透视这种做法，也表明，“上海帮”公开承认他们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延续。江泽民自我安置“太上皇”地位，是对这一封建专制政治的形像诠释。然而，正如康雍干盛世最终消失，代之以晚清的凄凉结局一样，“上海帮”精心涂抹粉饰的所谓“中共盛世”，也必然不会长久。
说到底，江泽民最大的本事，就是维持了现状。然后把成堆问题，一古脑甩给“第四代”。有人说，即使江泽民退位，“上海帮”仍然还会影响中共，以至影响中国。但笔者断言：未必！正如上海滩“人走茶凉”的炎凉世态一样，不管“上海帮”如何地机关算尽，遍地布局，随着江泽民逐渐退位(不可能永远不退)，“上海帮”也将逐渐式微，最终了无痕迹。
在党内人望崇隆如邓小平者，因久而不退，都引发民众“不耐烦”，以至于在八九学潮中，“下台！下台！”的呐喊声在全国各地响彻入云。在血腥镇压学潮之后，邓小平自知“讨人嫌”，遂于当年年底主动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即两个“军委主席”)。
资历浅薄、建树无多的江泽民，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模仿邓小平，续任“军委主席”。如果一次性全面交班，江泽民至少还可以在中共党内留下美名，不料其权欲熏心至此，愚蠢至此。古人云：“老而不死是为贼”。江某乐于开历史倒车，可以断言，其下场必然很惨。几番苦心经营，恐怕：“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