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农村的现状究竟怎样呢？面对宏观经济高达8%的增长率，依然有8亿之众、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其收入水平却停滞不前，连续6年未见增长，中西部地区的情况更坏，当地农民收入呈连年下降的势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2000年起，这一差距重又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从消费水平而言，城乡差距高达6：1；全国下岗失业加剧，乡镇企业也不例外，2001年，全国乡镇企业减少就业岗位5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早已达到2亿，其中，1.2亿处于流动状态，但并非所有的流动人口都能找到饭碗。
之外，农民的负担重，又是一个老问题。尽管民间怨声载道，有关当局也三令五申，但落在农民头上的各种摊派，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日益沉重。比如，要求农村也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几乎从来就没有政府的拨款，所有负担都落到了农民头上。 (博讯boxun.com)
当局制订的种种社会经济目标，一到三农问题上，从来就达不到。御用专家提出许多解决方案，归纳起来，无外乎：城镇化；增加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以刺激内需来增加农民收入；等等。但细究起来，却殊非易事。
以城镇化为例，由于恃强凌弱的专制观念在神州大地是如此的深入和广泛，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与排斥，显得根深蒂固。农民在城里就业，需要走更多的弯路，吃更多的苦头，最后摊到的，大多是最粗、最重、最脏的活；农民住在城里，需要办理“暂住证”(在自己的国土上“暂住”)；农民子女在城里入学，需要办理更多的手续，缴纳更多的费用...... 在这些社会不公的表面现象之后，是制度问题，是政策问题。
其一，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社会歧视制度，是压在农民头上的“泰山”，农民生来就“低人一等“，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似乎也“理所当然”。比如眼下，全国上下大谈特谈所谓“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话题中，谈的都是“城里人”的事，压根儿就没有农民的份，好像农民“不是人”。
其二，剥削农业，积累工业，压榨农民，装点城市，不仅是斯大林的发明，也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更改的政策。2002年，当局创历史记录地共发行国债6061亿3000万元，债务是全民的，当然也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但当权者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热衷于搞“世纪工程”，这大笔大笔的国债，所投入的项目，几乎都与农业农村农民无关。
其三，各级民意机构，如“人大”、“政协”中，几乎没有农民代表，也几乎没有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命运，由“别人说了算”。
难怪邓小平早就留下遗言：如果中国出问题，就可能出在农村。毫无疑问的是，农民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全面小康”。而要解决农民问题，恐怕首先就要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制度问题。而这，恰恰又触及到拥有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之“痛脚”。
看来，胡锦涛要解决农民问题，何其难！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