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个人的人性没有完全失去，心灵没有完全钙化，不管政治观点怎样，大概不会试图用那些毫无人性的诡辩来矮化“六四”，护解屠杀。网上那些诅咒“六四”的人，是“六四”悲剧的继续延伸。唯一的区别是，在京城里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青年尸体，在网上读到的是丧失判断的灵魂而已。当我们为“六四”哀鸣的时候，这两者都是哀鸣的对象。
实际上，对“六四”进行道义的评判，是那些操刀屠杀的人也尽力避免的事。屠杀者们这样做是出于无奈：他们无法销毁卫星图片，也无法篡改逝去的电波。淡化以至人们(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最终淡忘之是他们理想的算盘。他们的如意算盘能否拨出正数，不取决于“六四”能否被官方平反，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首先为我们自己“平反”。
“六四”是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创伤和挫折。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六四”又是可以利用的巨大政治资源；为求自保，中共在关键时刻把“平反六四”作为政治手段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警惕的是，“平反”是专制政权玩熟了的遁术。平反“右派”的结果，是一大批重新掌权的“老干部”成为“六四”的原凶；平反“76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是邓小平执政、垂帘二十年，并成为另外一个“89天安门事件-”---“六四”最大的屠夫。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十分简单的：每次平反都不过是政治黑箱内的交易把戏，大众不过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已。冤案、灾难成为始作甬者手中的牌，但恰恰没有成为大众吸取教训、成长智能的资源。此外，历代冤案的制造者们也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
我们对“六四”的平反夙求绝不能陷入那个老套的圈子。“六四”的参与者也绝不能再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受害者而等待昭雪、安抚。更不能满足于把鲜血变成平反官印的印脂。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摆在与屠夫李鹏等人平等的位置上，并看到正是我们自己赋予“他”签署戒严令的权威。这种“赋予”不是直接的，是通过类似学生代表跪请大会堂台阶的方式赋予的。中共政权或骑权自重的个人之权威根植在我们的心里，通过我们的行为而使其成为压制你我的现实权力。我们实实在在是专制体系的一部分。现在是痛定思痛、转变思维的时候了，是从内心深处抛弃恐惧、无奈和幻想的时候了。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为自己“平反”之含义。
“六四”是包括邓李在内的全民族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不需要平反。如果要为“六四”平反，首先要问的是谁有权力来为我们平反？如果你的答案是你自己之外的任何他人，“平反六四”一定会成为悲剧“七四、八四”的序曲。那幺，如何由我们自己来为“六四”平反呢？
首先，我们必须把“六四”这样一个复杂的多维事件变成简单的、大众可以理解的常识经验。某著名“六四”参与者，在千分析、万思讨之后，认为邓下令开枪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这种看法是我们长期思维惯性的使然。我毫不怀疑，邓下令开枪是出于对失去权力、面子的恐惧；是出于保护他的家人以及他的朋友们家人的本能反应。在评论政治人物或事件的时候，动辄使用“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说法不仅迷惑了我们自己，也迷惑了独裁者们。这种远离人性的解释习性是我们要为自己“平反”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常识：任何独掌国家机器的个人或集团宣称以其自己的方式来为国家民族“负责”都注定是不可靠的。“六四”的参与者主动为屠夫作那样的注解是令人遗憾的。
其次，中共若要利用平反“六四”的价值，收买、安抚“六四”著名受害及参与者是平反价值兑现的不法二门。我虽然不大相信丁子霖教授会放弃起诉李鹏而去当政协委员；也不大相信刘小波先生会停止讨伐转而去当“人民日报”的总编，仿效王若水先生写几篇模棱两可的社论以暗示基层为“六四”平反。但我的确担心，“六四”又成为强权或少数人操纵的筹码，要幺成为旧专制苟延的机会，要幺成为新专制诞生的起点。如何避免这一可能性的发生，是所有“六四”参与者要睁大眼睛的。
最后，“平反六四”就是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为生存而付出的代价。也不能忘记，在强权的操纵下，正是我们东面邻居的儿子开枪射杀西面邻居家小子的可悲事实。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悲剧以所有可能的方式记载下来，告诫我们的子女，告诫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们。让这浸满鲜血的教训变为我们生存的常识：杀人的强权(人)正是我们自己豢养的，不要依赖任何他人，从我们自己开始掐断它的养料。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六四”就已经“平反”了。
(1/9/2003 2:1)
来源：新世纪 www.nc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