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华商报》报道了这个事件，全国媒体都对这个案件讨论和关注。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引起全国媒体这么强烈的关注，这在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
而延安公安局两个月以后，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对张某实行刑事拘留。
《华商报》又及时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全国媒体以及法律界的强烈反应，北京正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向阳前往延安，自愿为张某进行辩护，延安公安局宝塔分局则要求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以妨害公务罪名逮捕张某。但这时北京的律师到了延安，各地的公安机关纷纷加入此案的讨论，宝塔区检察院在压力之下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准分局的逮捕申请。但是公安局还是不放人。最后，在全国几乎所有媒介卷入、关注下，终于在二零零二年的最后一天，宝塔公安分局正式向张某夫妇道歉，并赔偿两万九千一百三十七元。
南方一个城市公安局的干部认为公安局的行为是违法的，说明这些执法人员素质原本就参差不齐。这次去执行公务的人还不是公务员，很容易犯这种低级错误。她表示，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该分局本来就是为了增加罚款收入，每个派出所都有指标，他们不去寻找罚款怎么创收？所以这种可管可不管的事情油水虽然不大还是要去收，就让那些业余警察去处理了。但是当媒体把这件是曝光了之后，他们为了脸面就又一错再错刑事拘留了张某，他们辩解说两个月来在调查此案，这么简单的案子用两个月来寻找张某的罪名，其实这些公安人员真是没有法制观念水平实在太低了。
北京一位政法界的官员苏先生认为，整个这个案件过程非常清楚，这个分局一错再错还是在于水平不高，而公安局没有承认错误的这个程序。他认为中国警察本身的权力大于其他公民，有特权思想，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克服和减少这类问题在于提高执法机构的素质。他也认为，这个结果如果没有舆论介入就很难设想了，不管是对事实的追究，还是对衍生的意义的探究，各大媒体都非常投入。《华商报》的记者江雪和张小斌因为这个报道获得《南方周末》二零零二年传媒公共服务杰出表现奖。
一家媒体评论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我们相关，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都能折射我们的命运。延安这对夫妇的命运没有我们的呼喊就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