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面对的中国已不同于以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现在较感兴趣的是以金钱，而非个人机会与开放统治为基础的生活形态。即使是在早已实施民主的台湾，若民调结果可信，许多年轻一辈的人如今似乎更愿意付出相同代价来追逐相同目标，而放弃台湾好不容易才拥有的部分自由。假如长此以往，北京领导人就更可堂而皇之声称民主与亚洲价值无法并存，台湾也会丧失维护民主、自由的能力。
根据我个人观察民主国家的经验，上述这种思维其实并不正确。半个世纪以来，我待过许多非西方国家，我发现民主的生活方式植基于基本人权的观念，已成为可依各地不同情况而有所调适的普世价值观，并非只适用西方。在我曾奉派的十二个国家之中，有六个是民主国家。
一九五○年代冷战时期，我在美国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担任外交信使的头几年，经常搭乘东方快车号火车往来东欧各地，也曾在赫尔辛基待了很长时间，当时要前往莫斯科，只能在赫尔辛基搭乘自铁幕飞出的俄罗斯国际航空班机。当时待在那些国家的日子里，天空中总是弥漫着呆滞的空气。返回赫尔辛基就立刻感觉不同。民主的芬兰虽位于强大且极不民主的前苏联旁，但小心翼翼处理其与此一强邻的关系，且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芬兰维持了民主体制。
我在马尼拉住过两年。现在常有人误把后马可仕时期当作菲律宾步入民主的时代。菲律宾在马可仕上台前就已经是民主国家。当时，麦格塞塞总统死于坠机意外。正在澳洲的副总统在没有政争与媒体压力情况下，立即返国宣誓接任总统。在当时，这样的发展对许多国家而言，都可称得上是非比寻常的成就。数年后，菲国失去民主。人们受到贪污与恶劣政治权术的影响，放弃享有稳定的部分自由。菲国经过数年持续不断努力，才重返民主。人民最终证明，贪污与恶劣的政治权术无法赢过对个人自由的渴望。
一九七○年代，我在东京住了两年。当地的民主体制已经根深柢固─也许是较有纪律的形态，但即使政府反对，人民还是有权要求变革。朋党政治和无可动摇的官僚体制是当时（目前依旧如此）难以克服的改革障碍。日本的民主体制直到不久前仍被视为是一个特例。不过，日本政界后来针对选举制度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以及南韩与台湾的民主化，改变了这种看法。
印度的民主体制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因前总理甘地夫人领导的国大党推动通过实施“紧急”法而中断。自印度独立后就执政的该党说服国会下议院，接受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放弃部分个人自由的主张。此一不民主措施和国大党本身在我派驻印度的三年期间举行的一次全国大选中双双遭到选民的唾弃。印度此后恢复民主体制。遍及全印度的六十万个投票所与数万监察员，确保了该次选举的干净、公平，明确代表人民的声音。
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在波札那的三年期间，邻国南非依旧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波国与南非间的边界极长，双方偶尔爆发冲突。波札那和其它非洲国家一样，都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支持致力打倒这项政策的人。波札那自独立后，一直维持充分运作、透明与廉洁的民主体制。波札那的经济即使到现在都还仰赖南非，不过该国面对这段棘手、有时还相当危险的关系时，尽管小心翼翼却也立场坚定。
这些经验无法作为研究民主与无法共存价值之间关系的专业基础，也无法通过社会与政治学家或任何相关的学术检验，却是我个人对台湾民主化看法的基础。
前述这些民主国家都没有涉及主权议题的外在不稳定因素，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与领袖都能响应爱国主义的号召，藉此克服来自外部的问题和挑战。然而，台湾在若干方面的处境并不相同。国家意识的欠缺，就使得要凝聚国家意识的努力更加困难。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不仅在经济，还有科技与信息方面─却也带来以往所没有的新契机。
对台湾而言，中国如能民主化，将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拥抱全球化，却抗拒信息不受约束的自由传播。中国虽然倾力防堵信息的自由传播，却并非十分有效。经济越开放，科技就越先进，因而越无法有效控制信息传播。这些信息包括台湾的民主经验，这种民主的经验，可以充分显现民主的种种优点，包括政府受到制衡、人民可依个人想法决定意向、可以选择（与更换）政府领导人、民主体制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其它许多自由的概念，都将无可避免地会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生根。
全球的民主国家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展示，维系自由是国家最重要的使命。这些国家已将台湾视为可影响中国的自由指针，也是不需流血就可促使此一庞大国家的政治体系开放的重要契机。不过，全球主要民主国家的许多人现在开始怀疑，台湾是否有意愿扮演此一角色。其它民主体制，例如马可仕时代的菲律宾、“紧急”法时代的印度等，都能和平地摆脱过去的错误，台湾没有这种奢侈空间，一旦失去自由，就无法自行争取回来。
（自由时报）
